張智新

　　5月10日，英國首相布萊爾宣布辭去工黨領袖職務，并將于6月27日辭去首相職務。按照英國法律，工黨通過選舉產生新的黨領袖后，其新領袖將接替布萊爾擔任內閣首相，直至2010年5月本屆首相任期期滿。從目前形勢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將成為繼任的不二人選。

　　當人們在熱議布萊爾執政十年的是非功過，并揣測布朗的內政外交走向時，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布萊爾的辭職和布朗的接任，不僅僅標志著英國結束了一個時代，更意味著歐洲各大國新一輪權力傳承和嬗變宣告基本完成。

　　新一代領導人是否將把歐洲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呢？

　　年輕新面孔接棒歐洲

　　最早應該從2004年算起。當年3月，發生在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站的恐怖爆炸事件，讓連任兩屆首相、執政長達8年的人民黨領袖阿斯納爾在大選中敗北，44歲的工人社會黨總書記何塞·薩帕特羅當選首相。

　　次年9月，在德國被迫提前一年舉行的大選中，執政的社民黨和在野黨基民盟、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均未獲得足夠的議席以單獨組閣，為破解僵局，自1998年贏得大選上臺執政的施羅德不得不放棄總理職位，聯盟黨推出的候選人安吉拉·默克爾出任總理，成為德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

　　2006年5月，在意大利大選中，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代表中左翼政黨的

羅馬諾·普羅迪，擊敗了執政5年的右翼領導人貝盧斯科尼，繼1998年之后再度當選總理。

　　同年10月，奧地利大選揭曉，在野的社民黨擊敗執政長達6年半的人民黨，社民黨主席阿爾弗雷德·古森鮑爾今年初代替許塞爾出任奧地利總理。

　　2007年5月6日，法國人民運動聯盟候選人、內政部長尼古拉·薩科齊在總統大選中擊敗競爭對手、社會黨女候選人羅雅爾，成為法國首位戰后出生的總統。連續執政12年之久的希拉克任滿退位。

　　再加上日前執政英國十年的布萊爾正式宣布辭職，另一位工黨領導人戈登·布朗即將接任，歐洲大國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最終完成了政治首腦的新陳代謝。

　　歐洲這一輪業已完成的權力傳承，至少具有兩個明顯的外在特征。

　　一是退位領導人都曾經長期執政——通常連任兩到三屆，執政大多在十年八年，希拉克更達到12年。正是這一代政治家，把歐洲從政治上擴張版圖加速一體化、經濟上增長乏力、外交上同美國保持總體一致的后冷戰時代，引領到融合進程逐漸放慢、各項改革收效甚微但開始敢于向美國說不的21世紀。但也正是冷戰結束后外部壓力消除、內部福利社會繼續穩定，特別是由于民眾對高福利、低增長、低就業背景下，收入和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的厭煩，造成了多數選民對本國首腦產生政治上的視覺疲勞和反感，人心思變是促使政權更迭的最根本動力。

　　二是上臺“接班”的領導人多數是年富力強、個性鮮明的政壇新面孔，無論是在施政綱領上還是執政風格上，都與前任形成鮮明對比。他們中除意大利總理普羅迪出生于1939年外，大多是戰后1950年代出生，如法國新總統薩科齊生于1955年，德國總理默克爾生于1954年，極有可能接替布萊爾成為英國首相的布朗是1951年生人，而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和奧地利總理古森鮑爾則更年輕，都出生于1960年，1962年出生的荷蘭首相、基民盟領導人巴爾克嫩德在2002年上臺時剛剛40歲，由于他天生一副娃娃臉，以致很多媒體拿他和電影主角哈里·波特相比擬。

　　精力充沛而不失沉穩老練、勇于開拓而遠離偏激極端、雷厲風行而不乏靈活機變，是這批先后“接班”的新領導人的共同特征。他們不但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施政綱領，而且以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施政風格凝聚人氣，給歐洲政壇吹來一股變革圖強的清新之風。

　　“藍色漸強，紅色示弱”

　　除了兩黨制的英國外，歐洲多數新領導人都是以多黨聯合執政的方式上臺，這是歐洲此輪權力交棒的第三個特點。在多黨制居多的歐洲各大國中，這一輪上臺的政黨大多并未在選舉中取得絕對優勢，以政黨聯盟形式組閣成為普遍形式。

　　2005年德國大選造就了該國戰后第二個大聯合政府，取代了施羅德時期社民黨和綠黨“紅綠聯盟”的小聯合政府。基督教聯盟黨以放棄包括外交、財政等8個內閣部長席位為代價，使社民黨的施羅德放棄總理職位，在大選中取得微弱優勢的默克爾得以組閣。

　　2006年上臺的意大利總理普羅迪，是作為中左聯盟領導人在議會大選中以微弱多數獲勝的。除了中左聯盟政黨，普羅迪政府還吸納了溫和的天主教政黨和共產黨人士，是典型的多黨聯合政府。

　　其他如荷蘭、奧地利等，也都是以政黨聯盟形式勝選，或者選后由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剛剛結束的法國大選，當選總統薩科齊的得票率僅比對手高出5個百分點。在對手得票率高達47%的背景下，大選后的法國隨即發生多起騷亂。輿論由此普遍認為，吸收包括羅雅爾在內的政治對手進入政府應是薩科齊的明智選擇。

　　這一輪權力交接，無疑使歐洲的政治版圖發生了一些令人矚目的變化。

　　一方面，經過這一輪權力嬗變，傳統左翼和右翼政黨都面臨空前挑戰，有被進一步邊緣化的趨勢，而極右翼勢力雖然有露頭之勢，但也很快遭到迎頭痛擊。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傳統左翼勢力，在各國議會選舉中所獲席次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而很多基督教右翼政黨也失去了往日較高的選民支持率。以法國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和奧地利自由黨以及后來的“奧地利未來聯盟”領導人海德爾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因為排斥移民、對伊斯蘭教的極端態度，曾經吸引了一部分利益受損并在情緒上趨于極端的選民，但他們很快就成為本國主流民意和整個歐洲的眾矢之的，雖然還不至于淪落到“落水狗”一般的困窘，但“過街老鼠”的名聲已經天下流傳。

　　另一方面，中左和中右勢力呈現出此消彼長、犬牙交錯之勢，中右翼政黨稍占上風。從國別看，算得上中右翼勢力取代中左上臺的，包括德國、法國、荷蘭等，而中左代替中右的則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也大體可歸入此類。如果算上英國，中左勢力似乎在國家數目上比中右略勝一籌。但是德、法、荷等國在人口和國力上要遠遠超過意、西、奧等國，再算上2006年上臺的葡萄牙右翼保守派總統席爾瓦、2001年執政至今的丹麥右翼首相拉斯姆森等，看來經過這一輪政府首腦交替后，中右勢力在整個歐洲還是占據上風。

　　簡單地概括，經過這一波權力交替后，歐洲政治版圖上代表中右勢力的藍色區域有了明顯增加，并占據優勢；代表中左勢力的紅色區域雖有所減少，但仍足以與藍色分庭抗禮；代表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綠黨等其他政黨的綠色區域，則有躥升趨勢；而代表極右翼勢力的黑色區域雖然偶爾浸染一塊，都最終還是被洗刷甚至抹去。

　　歐洲由此迎來新時代？

　　歐洲各大國領導人的大換班，將對各自國家特別是整個歐洲帶來何種影響？歐洲是否由此進入一個與此前迥異的全新時代？

　　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妨從各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改革政策，以及對待歐盟、歐洲一體化的態度等方面進行分析。

　　從經濟方面看，近年來歐洲各國都出現了增長率長期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共同困難，新一代領導人紛紛提出包括減稅、削減公共債務、強化雇主權利等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改革措施。但是從歷史上看，上一代領導人也曾經面臨類似困境并提出過幾乎毫無二致的改革措施，但最后都收效甚微。看來，歐洲新一代領導人要兌現其上臺前的改革承諾，擺脫各國經濟長期增長乏力的不利局面，都將面臨實踐層面的挑戰。

　　從政治方面看，無論是行政改革，還是對同性戀者等少數群體利益保護等問題，長期以來都是十分棘手的“老大難”問題，歐洲新領導人想在這些方面取得前任沒有的良好成績，也絕非易事。

　　從社會層面看，由于長期的高福利制度浸淫，歐洲多數民眾形成了既期盼改革以促進收入提高，又擔心改革削減自身既得福利的矛盾心態。因而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教育、醫療、勞工、移民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涉及到許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每一步改革都會面臨包括工會組織、老年群體、移民等強大壓力甚至是反彈，要取得各社會階層的廣泛支持并獲得成功，也將任重而道遠。

　　從對待歐盟的政策取向上看，因為國內民意熱情降低，各國利益訴求差距拉大，以及有所上升的歐式民族主義等影響，新一代領導人對深化歐洲一體化以及歐盟擴大等問題的分歧仍然很大：法國和西班牙希望條約修改簡化后再投票表決，而這一要求對于也已批準該條約的其他歐洲國家來說顯然難以接受；在歐盟的權力結構方面，各國對于是否應該仿照主權國家那樣設立歐盟領導機構，是否應該建立歐盟軍隊等，也都分歧重重。看來，新一代領導人在打破歐盟建設僵局、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道路上將難有大的突破。

　　盡管如此，新一代歐洲領導人仍然給歐洲帶來兩個方面的新特征：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新自由主義開始卷土重來，中左翼的民主社會主義受到強有力的沖擊和挑戰，增長和效率開始取代福利成為多數改革者追求的首要目標，人權、環保等開始超過自由民主成為更加現實的追求，美式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開始取代社會市場經濟成為他們爭相追捧的經濟教條。無論是默克爾、薩科齊還是將要上臺的布朗等人，這批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的政治家年輕時代正值冷戰高峰時期，在意識形態上接受過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盡管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全球戰略等持保留態度，但在內政方面卻較前人更加篤信美式自由主義。

　　二是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新一代領導人盡管立場差異較大，但對于強化同歐盟成員國的合作并借此解決國內難題、提升本國影響有著深刻的共識。他們紛紛提出新的推進措施，采取積極姿態，為下一步歐盟在推進機構改革、擴大成員規模、協調內外行動等方面的進一步融合與發展，給人們提供了積極樂觀的聯想空間。

　　對國際格局影響不小

　　布萊爾宣布辭職，標志著歐洲各大國權力交棒的完成，更宣告了布什政府在

伊拉克政策等方面已完全失去了歐洲的鐵桿盟友。與此同時，美俄關系近來也出現冷戰結束以來的空前緊張，許多媒體都在揣測“新冷戰”會不會降臨。而中國崛起的加速，日本、印度等亞太國家政治上的積極進取，既是歐洲各國領導人選前的重要議題，又是他們選后的重要外交課題。在此背景下，新一代歐洲領導人的上臺，會否導致國際格局的進一步變動呢？

　　透過這批歐洲新領導人選前的競選綱領和選后的施政方向，可以看出他們的確給國際關系格局帶來了不少新的可能。

　　在歐美關系上，歐洲將在鞏固同美國聯盟關系的同時，更加強調獨立自主，更加注意在國際事務上凸顯歐洲聲音。可以預見的是，盡管歐洲各國實現了領導人的新陳代謝，但他們對于維持并鞏固同美國的聯盟與合作，都有堅定決心和一致信心。

　　但是，歐美關系將在四個方面面臨挑戰和不確定性。一是隨著布萊爾宣布辭職，歐洲新一代領導人對于布什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特別是伊拉克戰爭，幾乎都持否定態度，或者保持距離、保留意見，更多的是公開批評譴責；二是對于布什政府在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方面的表現，歐洲新領導人也不遺余力地加以聲討；三是在伊朗核問題以及整個中東問題上，歐洲更強調發出自己的聲音，與美國主張強硬制裁與對話合作并用不同，歐洲則完全主張通過談判對話解決；四是在歐美經貿摩擦方面，為了改進國內經濟窘困局面，新領導人有可能更多地對美國說“不”。

　　在全球戰略方面，新一代領導人更加強調歐洲的安全利益遠遠超出歐洲本土及其周邊，在反恐、地區沖突等全球事務方面將會加深介入。無論是默克爾的中東和平努力，還是薩科齊的“地中海聯盟計劃”，抑或是普羅迪“使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主要作用”的主張，都顯示出歐洲新一代領導人的歐洲意識既立足于歐洲及其周邊，又放眼全球，既不要讓歐洲淪為美國的尾巴，又不要成為新興力量崛起的旁觀者。竭力謀求歐洲在國際舞臺上的更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幾乎是他們一致的目標和追求。

　　除了在

能源和安全領域更加強調歐洲利益外，新一代領導人在環保、人權等方面較前一任更顯理想主義，因而在這些方面對包括中俄等在內的大國的批評也將更加激進，在貿易摩擦方面的對抗也將更強硬。

　　在美歐俄博弈格局中既充分謀取自身的安全、經濟等利益，又避免美俄新冷戰的爆發，防止自己再次成為超級大國全球較量的戰略前沿或緩沖帶，將是歐洲新一代領導人的共同戰略訴求。對于近來美俄關系的緊張，歐洲應該說“功不可沒”：若不是在歐洲支持下的北約全力東擴，俄羅斯不至于反應如此強烈。但是，針對美俄兩國步步升級的相互指責，和兩國戰略對抗表面化趨勢的增加，歐洲各國必將憂心忡忡。因此，居間斡旋和協調，并通過加強歐俄對話與合作來安撫俄羅斯，應是他們的明智選擇。

　　所有這些，雖然并不能在短期內改變 “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但平衡大國關系、影響新興國家崛起進程，從而提升歐洲國際地位還是極有可能的。

　　中歐關系的挑戰與機遇

　　歐洲各國領導人的權力交替，勢必深刻影響到其與中國的關系。透過他們在外交方面的言行舉措可以看出，他們的上臺，既給中歐關系帶來了系列挑戰，也提供了不小的發展機遇。

　　挑戰之一，中國同德國、法國等國關系漸入佳境的良好勢頭，將遭遇到領導人“更迭效應”或者“政黨輪替效應”的沖擊。新領導人為了鞏固執政地位，迫切需要在內政外交上建立新權威、樹立新形象，因而都會在短期內對中歐關系的良性發展帶來一定負面影響。

　　挑戰之二，多數歐洲新領導人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篤信，特別是在人權、環保等方面更為理想主義的激進姿態，也會給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的中國和歐洲，在維系并增進政治互信等方面帶來不小的障礙。近一段時間以來，歐洲對中國在人權、宗教、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問題容忍度下降，發出更多批評指責聲音，就是這種挑戰的集中反映。

　　挑戰之三，新領導人都針對本國經濟社會困境提出了諸多改革措施，急切兌現承諾的心態，將使他們在中歐貿易摩擦方面較之前任更加激進、強硬。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超過1000億歐元的對華貿易赤字，使得歐盟不斷要求中國開放包括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在內的多個部門，打破許多現有的投資限制，并對中國輸歐產品征收反傾銷稅，這些都是近年來中歐貿易摩擦的常見領域，新一代領導人上臺極有可能在類似問題上更為苛刻。

　　當然，新領導人上臺并非意味著中歐關系將出現無法克服的困難，更非雙邊關系的大逆轉，因為他們并未減少中歐關系發展的正面因素，甚至還帶來了新的機遇。

　　歐洲新領導人普遍反對以伊拉克戰爭為核心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在全球氣候變暖方面的美國中心主義，這為中歐關系的穩定和發展，提供了一個轉瞬即逝又彌足珍貴的契機。

　　美俄關系的微妙變化，以及伊朗核問題、中東問題的懸而未決，也為中歐關系的延續、鞏固提供了正面動力。

　　歐洲各國聯合政府居多，政治版圖上中間勢力獨占鰲頭的現實，也為中國化解不利因素、繼續推進中歐友好合作提供了重要可能。

　　新一代領導人大多原本就同中國保持著密切溝通與交流，許多人對中國有著較深的了解，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遇和影響也有著更為深刻的思考動力。

　　(作者系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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