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鳳霞

　　這幾天，國資委首次普查全國國企職工收入狀況的一紙通知迅即引發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不但報章網站，專家學者紛紛解讀，就是街頭巷尾，也成了老百姓議論的話題。

　　筆者所關注的，則是國資委在通知中明確宣示，這次普查的目的，是要推動企業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企業工資共決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這就向我們傳遞了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信號，政府已經開始正視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力圖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分配比例，從“藏富于國”、“藏富于企”向“藏富于民”過渡，一方面，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又確保老百姓充分享受中國人民在創造財富中所形成的碩果，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這個具有積極意義的信號，透露了諸多值得關注的信息。

　　其一，困擾多年的國有企業內部激勵機制問題將得到緩解。根據上海榮正投資咨詢公司連續8年發布的《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持股狀況綜合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年薪榜最大的變化，就是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水平首次高于民營企業。在各公司最高年薪排行前20位中，中集集團、中國銀行、招商銀行、中國國貿等國企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都排在了前10名，而位于上海的兩家國企上市公司中化國際和浦發銀行也排名第15和第16位。公司高管中最高年薪在200萬元到500多萬元不等。這些數據都是出自4月30日前公開披露的1391家滬深兩地上市公司年報中涉及高管年薪、持股數等有效數字，所以它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這里僅僅是指薪酬，還沒有加上股權激勵方面的持股數量和市值統計。內部激勵機制，不僅激勵“頭”，而且也要激勵“基層職工”，這正是建設和諧社會最起碼的基礎條件。

　　其二，國有企業中壟斷行業與傳統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將會縮小。這些年來，薪酬水平與行業關聯度不斷得到強化，尤其是資本密集型和壟斷程度高的行業，其職工平均工資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這是有目共睹的。前段時間，社會上關于“

高速公路收費員年薪十五萬”、“銀行看庫職工年收入十萬以上”等傳言，可能夸張了一些，但決非空穴來風。除了金融、保險、銀行、

證券、電信、煙草、民航、公路收費等一批國企職工的平均工資要比市場平均工資水平高出一截之外，一大批勞動密集型、完全競爭型行業的國企職工收入水平卻十分低下，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筆者去年曾在大興安嶺林場，親眼目睹那里的林業工人真正拿到手的月工資只有兩、三百元，生活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工資收入水平“隔行如隔山”，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是該到了改革的時候了。

　　其三，居民消費水平低的現象可能得到改觀。經濟學家樊綱最近在回答“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有關問題時說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現在大家一說儲蓄高、消費低，都說居民不消費。可是中國居民不消費也不是事實，這些年基本保持在72%到75%之間，相對穩定。那么儲蓄率為什么不斷提高？按照GDP來計算，居民的消費率已降到40%左右了，這是為什么呢？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中下降了。誰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從10%提高到24%；企業未分配利潤在增加，從13%上升到18%，這兩年還會提高，會達到20%左右。這就是說，這些年儲蓄不斷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在提高，而不是居民儲蓄在提高。他說，“中國人不消費不是因為有錢不花，而首先是因為沒有錢，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給居民的錢太少，比重太低。對此，要統籌考慮稅收、財政的改革問題，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儲蓄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平衡。”如何降低企業未分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消化這部分“剩余儲蓄”，很可能是本次普查一個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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