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

　　把經濟失衡歸咎于經濟結構中的高儲蓄，把它歸結為一個長期問題、需要綜合解決的問題，的確是一種穩妥的辦法。不過，這樣的診斷是否準確？這樣的藥方是否會延誤病情？值得關注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人們去認真反思

　　5月23日左右，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十多名部長級官員，將前往美國，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屆時，中國代表團將與美國財政部官員和國會議員商討事關中美經濟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其中，中國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無疑是一個焦點。

　　貿易順差的煩惱

　　根據中國政府5月11日公布的數據，4月份，中國的貿易順差達169億美元，超出3月份逾一倍；而在今年前4個月，貿易順差合計達63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水平高出88%。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媒體評論：“中國貿易順差的繼續增長，為本月在華盛頓進行的中美經濟對話制造了緊張氣氛。”

　　對于中國自身來說，貿易順差不僅是與美國進行經濟談判的一個焦點，也是經濟學家們經常談論的經濟失衡問題的一部分。這一問題的伴生現象——外匯資金不斷流入、貨幣總量過度膨脹、房地產和股票價格不斷攀升等，已成為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的顯著難題。正如5月10日央行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所說，當前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和問題是，“經濟增長速度偏快的趨勢有所加劇，固定資產投資存在反彈壓力，貿易順差繼續增加，流動性過剩依舊。”

　　與此同時，經濟失衡所表現出的巨大貿易順差也導致了中國與美國、歐盟等貿易伙伴之間不斷的爭議與摩擦——這也是為什么吳儀將率團去華盛頓進行中美經濟對話的原因。

　　儲蓄-投資=經常賬戶順差？

　　對于中國出現經濟失衡的原因，經濟學家們談得最多的是兩點：一是人民幣匯率偏低；二是儲蓄率太高。關于第一點，道理很簡單，但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并不認同。這些經濟學家經常說，沒有人能夠計算出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價格位于何處，因此也就無法判斷當前的匯率是否偏低。關于第二點，中國的儲蓄率過高導致經濟失衡，是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同的。正因為如此，在談到如何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時，管理部門和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強調，要綜合運用多種政策、而不是單純依靠匯率調節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這也是5月10日央行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的基調之一。

　　為什么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相信高儲蓄是中國經濟失衡的原因？這必須從宏觀經濟學的一點理論知識說起。5月13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在一次媒體采訪中也談到了這一點。在談到中國經濟失衡問題時，樊綱說：“經常賬戶順差大，對應的是儲蓄與投資，這里的基本關系是：儲蓄-投資＝剩余儲蓄＝經常賬戶順差(主要是貿易順差)……因此我們要討論那個前提性的問題，即儲蓄為什么那么多？”這是理解高儲蓄與經濟失衡關系的核心內容，如果把它轉化為普通人可能理解的語言，大致是這樣的——在國民經濟總量上，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生產的財富，要么用于消費，要么用于儲蓄；而國民儲蓄的用途，一般首先會用于國內投資，如果國內投資沒有用完，就會流向國外，成為對外投資——即樊綱所說的剩余儲蓄；而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一個國家的對外凈投資，又必然等于它的商品凈出口——即貿易順差。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到了那個著名的宏觀經濟恒等式“儲蓄-國內投資＝對外凈投資＝貿易順差(大致等同于經常賬戶順差)”，也就是樊綱所說的基本關系。

　　由于有了“儲蓄-投資＝貿易順差”的基本關系，當人們看到中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并且成為經濟失衡的一個重要特征時，自然就把原因歸到了“儲蓄”的頭上。試想，如果中國經濟總量中的儲蓄居高不下，并且不斷攀升，其結果，不是投資加速，就是貿易順差劇增，或者是兩者同時出現，這不就是人們在現實中看到的中國“經濟失衡”的狀況嗎？照這個邏輯推下去，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辦法就不言而喻了。

　　倒果為因的等式

　　“儲蓄率不降下來，不是刺激投資，就是刺激出口……所以要治本……要在治儲蓄率過高的根子上下工夫。”這是一位經濟官員的觀點。他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減稅、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及改革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等多項內容，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觀點。而樊綱則說得更仔細，他指出，中國的儲蓄率太高，不是老百姓儲蓄率過高，而是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持續走高。他認為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關鍵是“如何降低企業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要統籌考慮稅收、財政的改革問題，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儲蓄和消費的關系更加平衡……”

　　高儲蓄真是中國經濟失衡的原因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問題關鍵還是那個宏觀經濟恒等式“儲蓄-投資＝貿易順差”，在這個基本關系中，很多人理所當然地把儲蓄作為投資和貿易順差的邏輯前因，而把投資和貿易順差看作儲蓄的邏輯后果，這是草率的。

　　事實上，在宏觀經濟理論中，這個恒等式的意義是對國民經濟總量運行進行事后描述，而不是對經濟運行變量關系進行事前規定。也就是說，儲蓄到底是投資和貿易順差變化的原因還是結果，這個等式本身并不能判斷。如果我們把儲蓄看作投資和貿易順差變化的結果，它對應的等式變形“儲蓄＝投資＋貿易順差(資本凈出口)”也是成立的——事實上，在很多教科書中，它就是這么表述的。

　　高儲蓄是投資增長的結果

　　從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看，高儲蓄更像投資快速增長和貿易順差攀升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如樊綱指出的，近年來中國的儲蓄率增加，主要表現為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0%提高到24%”，企業未分配利潤占GDP的比重“從13%上升到18%”。如果這些描述確實無誤的話，我們把政府收入增加視為企業投資增加、因而上繳稅款增加的結果，而把企業利潤和投資的增加視為商品出口增加的結果，是順理成章的。如果再考慮到外匯儲備增加與國內存款增加的對應關系，商品出口對于增加企業、居民儲蓄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

　　反過來，如果我們把高儲蓄視為投資和出口增長的真正原因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經濟面臨衰退的時候，經濟學家往往希望大家多消費、而不是多儲蓄，例如1998年中國遭遇的那種情況。

　　對于即將到來的中美經濟對話和中國經濟日益嚴重的資產泡沫傾向，中國的經濟官員和經濟學者可以說任務艱巨。把經濟失衡歸咎于經濟結構中的高儲蓄，把它歸結為一個長期問題、需要綜合解決的問題，的確是一種穩妥的辦法。不過，這樣的診斷是否準確？這樣的藥方是否會延誤病情？值得關注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人們去認真反思。(作者信箱：cenke8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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