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

　　5月2日，我在《南方都市報》發表《讓勞工的痛苦有地方申告》，分析了廣州市某醫科大學“臨時工”何長林的故事。何長林在這個學校工作了16年，每天早晨從6時多起床，到晚上10時多回家休息，扣除中間吃飯休息的時間，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他從來沒有休過假，包括星期天節假日和春節，但是五一前夕，學校要強制他“休假三個月”。是不是有關方面想到了遵守勞動法，給他一次帶薪休假呢？不是，是學校解聘“老員工”，又想不支付補償的辦法。

　　說實話，“某學校”的行為應該受到嚴厲的批評，才能證明這個社會不失良心，可是，考慮到現實的原因，我只能寫得一片婆心，十分溫和。然而，這還是使學校生氣了。五一過后，何長林去找學校，事情已經變化了。校方說，現在不是你的勞動關系的事情，而是，你通過媒體……領導很生氣……事情根本沒法講了。

　　“某學校”的犟脾氣，客觀上更加證明了底層勞工的痛苦難以申告。何長林的命運只不過是一個縮影。在這方面，周立太律師(何長林代理人)有堆積如山的素材。他告訴我，在深圳，有的雇主為了規避支付解除

勞動合同的補償金，跟工人一個月簽一次合同，有一個廠3000多人，只有一人合同簽了三個月。有的員工工作十年，簽了100多份合同。而這些合同，都是按規定送國家勞動部門備案鑒證的，勞動部門則莊嚴地加蓋了公章。

　　據周立太介紹，全國現有廣東和重慶出臺了勞動爭議仲裁收費標準，規定按標的收費。無數個何長林似的民工到了勞動部門，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仲裁費。而勞動官司必須要仲裁在先，不服仲裁才能上法庭。“這樣一來，致使民工告狀無門，爬煙囪，攀高樓，成為不安定因素。”(周立太語)何長林20多歲離開家鄉，現在就要原樣回去。惟一不同的是，他離家時，有充沛的力氣和年輕的歲月。他希望生活安定，盡管在學校做清潔工資低，還是一直留在那里。另一方面，就在何長林離開家園這16年間，中國社會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績，億萬勞工的高付出低收入使城市基礎建設一日千里，堆積了前所未有的浮華和財富。但這一切，與何長林這樣的勞工沒有關系，他的子女只能送回老家去受教育，他只能向隅而泣。

　　應該說，出于構建

和諧社會的迫切目標，主流社會已經注意到這種反差。今年五一勞動節《人民日報》的社論特別親善底層民眾，如同溫家寶五一期間與勞工一起吃飯的時候講的，要尊重普通勞動者。社論提出要與各個階層的勞動者“共建和諧社會，共享勞動成果”，認為普通勞動也是神圣的。神圣的東西就不可侵犯。共享才能和諧。底層勞工的痛苦正在拷問著社會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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