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收費化、高價化，暗含的一個趨勢，是政府營利化。這很可能改變政府性質，而使政府從非營利組織，最終蛻變為營利性組織

    笑蜀

　　中央政府近期屢次嚴令各部門如實申報非稅收入，重申改革非稅收入體系的決心，這顯然是基于非稅收入泛濫和無序的沉痛現實。非稅收入的泛濫和無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實無須過多舉證，相信多數人都有切身體會。小如辦結婚證，大如孩子上學，幾乎每享受一次公共服務，我們的腰包都要或多或少地縮一次水。公共服務收費化、高價化，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

　　這當然沒有道理。我們已經納過稅，而納稅的本質，就是預支公共服務的成本，就是定制基本的公共服務。這種情況下，政府向我們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務，就應該屬于免費的。

　　公共服務收費化、高價化，暗含的一個趨勢，是政府營利化。這很可能改變政府性質，而使政府從非營利組織，最終蛻變為營利性組織。

　　這正是非稅收入泛濫和無序的最大危險。政府有國家暴力做后盾，如果允許政府把基本的公共服務變成盈利性活動，允許政府憑借壟斷地位、國家暴力去賺錢，那么必然的結局，就是辦什么公司都不如辦政府來錢。這無疑是對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統一法制的顛覆。于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所有發達國家，政府賺錢都是法律和道德的雙重高壓線。

　　誠然，發達國家也有非稅收入，但其非稅收入不過是充抵公共服務的成本，偶有盈余，也必須全部轉為公益支出，誰敢從中分羹，都會成為大丑聞。發達國家能做到這點，主要是依靠一種制度文明，即對于政府財政嚴密的公共監督。這種嚴密的公共監督幾乎到了天衣無縫的地步，使得政府要想從老百姓腰包多掏一分錢，都是天大的難事。

　　政府不能賺錢。政府的職能只是用錢，用老百姓納的稅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政府自身當然也有花費，但政府花費的只是維持政府運轉必需的成本。通過提供公共服務，

公務員可以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但要通過公共服務來牟取暴利，發家致富，這在發達國家根本就是不可能兌現的夢想。

　　但是，非稅收入的泛濫和無序，則往往造成另一種景觀，那就是政府消費的扶搖直上。公車消耗，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我們的這些開銷每年每項都高達數千億。而其主要來源，無疑都是部門的非稅收入。個人直接撈錢是有風險的，但如何防止部門集體設租和尋租，防止把部門當作分肥的樞紐，通過部門利益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則是現有反腐機制的一個空白地帶。

　　部門利益集團因此逐漸坐大，非稅收入則是滋養部門利益集團的主要渠道。這正是非稅收入泛濫和無序導致的最嚴重的政治后果。部門利益集團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理解中央政府的政令，常常導致中央政府政令的變形，導致中國政治中的腸梗阻，嚴重損害中央政府的權威。

　　受害最大的當然還是民眾。面對擁有公權力的部門利益集團，散漫的民眾過于弱勢，對跑馬圈地、雁過拔毛的現象往往只能聽之任之，公共服務的收費化、高價化因此不斷蔓延。一個一個的部門利益集團，猶如一個一個的收費站，橫亙在民眾的生命通道上，加大了民眾的生存成本，抬升了民眾的生存壓力。

　　非稅收入的泛濫和無序對社會公正的威脅、對

和諧社會的威脅顯而易見。中央政府銳意改革非稅收入體系，勢所必然。但這并不是說，所有收費都要一律取消，有些確實該收的費還是要收，問題的關鍵在于規范化、制度化。要真正規范非稅收入，僅靠中央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夠。非稅收入的泛濫和無序，本質上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紅利。公民何以長期無法抵制這種侵犯，無法遏制這種權力紅利，是需要我們深思的。只有當公共監督機制有效運轉，當部門利益集團不僅從上遭到中央政府的重重壓力，而且自下遭遇民眾的重重防范，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因此不可能不付出天價成本，它們才會真正收斂，我們才會有月明風清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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