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

　　近日，有兩則消息引起媒體的普遍關注。一是，前幾天，某企業吸引了5000多名大學生應聘，其中四成人愿意從搓澡工修腳工做起，諸多媒體報道的醒目標題是“五千應聘者四成愿當搓澡工”。另一條消息是，前些天，上海進行了一次4000人入戶調查，結構顯示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

　　顯然，這兩項調查結果和結論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卻都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評論。針對“僅有1%的人愿意當工人”，很多報刊發表了大量的評論，在追根溯源的同時，擔心起“未來誰來當工人”。而對“四成大學生愿意當搓澡工”，也有評家議論說是人才資源的浪費。由此，便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兩條消息是否都準確？二是究竟有多少人、什么樣的人愿意當工人才算合適和正常？

　　其實，只要稍加觀察和體味，就會發現兩條消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誤讀。招聘大學生的是一家服務業企業，四成應聘者表示愿意從最基層做起，這很正常。而針對上海4000人的調查，我見到的所有報道，都沒有對調查對象和方法作更加詳細的描述。調查由誰來組織，調查對象都是什么人，年齡、職業、文化水平等等，采取了什么樣的抽樣方法，抽樣的比例有多大……這些都是我們在分析和評論調查結果時，應該掌握的最基本參考依據，但許多報道對這些信息只字未提。那些據此進行的評論，看上去洋洋灑灑，深刻睿智，其實可能故弄玄虛，并沒有針對性和實際意義。

　　假如4000人的調查是在上海高等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中進行的，而目前絕大多數的工人崗位，要求中技、中專或大專文化程度即可，那么調查的結果就實屬正常。而如果對4000名農民工或是農民提出同樣的問題，1%會大幅度提升。即使面向13億中國人民，想當工人的人也絕不會僅僅是1%。一些由此引發的說法，如“美國80%的優秀人才集聚在企業，而我國只有30%的人才在企業”，也根本沒有可比之處。

　　一個社會是有分工的，每個工作崗位的要求也不一樣。每個人應該在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工作，每個崗位也應該由最適合的人來工作。不同崗位的科技含量不同，勞動強度不同，社會影響力不同，對從業者的要求不同，所支付的勞動報酬也不同。國際慣例都是，報酬的高低與科技含量的高低成正比，與崗位的稀缺程度成正相關系。在任何國家，正常情況下，工人的報酬是不會高于

公務員、教師、醫生、記者或演員的，原因就在于能當后者的人比前者要少。有些職業的吸引力，如演員、運動員，更多是源自其工作性質和參與者的興趣，報酬的高低或許還是后話。中國的現實是，大家都認為存在著分配不公，但多數都認為別人高而自己低。所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只能是與國際接軌，讓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每個人想干什么是一回事，能干什么又是另一回事。未來沒有人做工人嗎？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是社會需要的工作，市場就會在供需之間、付出與回報之間創造一個平衡點。社會需要防止的只是，

壟斷行業綁架政府，讓消費者為他們的暴利買單，由此形成社會分配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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