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中國農業銀行近日決定，在邯鄲分行特大盜庫案未查結前，對部分責任人先行采取組織措施，責令河北省分行行長瞿建耀引咎辭職。同時，對河北省分行主管會計工作的副行長、主管保衛工作的紀委書記予以免職，對邯鄲分行行長、主管會計工作的副行長、主管保衛工作的副行長予以免職，對邯鄲分行現金管理中心正、副主任予以免職，現金管理中心在崗人員全部下崗接受審查。

　　誠如農行負責人所說，邯鄲分行特大盜庫案涉案金額巨大、性質惡劣，對正處于股改關鍵時期的農行產生了極壞影響，也給整個金融系統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對與此案相關的人員內部處理從重從快，可謂于情有據。但是，這種從重從快的出發點仍是讓人疑問的。首先，這種內部處理的性質是什么？是問責還是懲罰？可以推定，農行將其視為問責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責令有關領導引咎辭職或將其免職是一種問責體現，事發單位所有員工下崗接受審查則顯然更像是一種行政懲罰，而且這種懲罰帶有明顯的“株連”味道。正常邏輯是，企業負責人需要為企業負責，而企業員工則是向企業負責人負責。如果企業出事，所有人都需要承擔后果，不僅無益于厘清企業的責任層級，反而使責任更趨于模糊和混亂化。

　　其次，問責的根本目的，是確立明晰的責任主體和責任體系，以此創造內部行為規范。換句話說，問責是為了創建規范。這就要求問責的過程本身是不能違反規范的。讓所有員工下崗接受審查的依據從何而來？除非案件調查指向這是一起“窩案”，否則，這種問責本身不僅包含了強烈的人治意識，而且本身就在破壞規范。沒有規范的問責，不僅沒有建設性，而且具有破壞力——外界會以此對農行的自身建設產生無序性的印象。

　　農行的嚴厲處理，顯然與農行正處于上市的關鍵時期有關。如此嚴厲，出發點是向外界顯示自身的糾錯能力。但是，糾錯能力絕非僅僅體現在上問下責，還應更多地體現在上問上責。除了以懲罰顯示問責的決心，社會和業內還需要看到的是農行對制度層面的糾錯。比如，這一盜竊大案僅僅是因為邯鄲農行的內控出了問題，還是整體監管出了問題？是執行的問題，還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反思。一個成熟的

　　其實，不獨是農行，其他銀行近年來也出過一些不小的案件，但是，我們很少看到制度層面的反思，而總是看到“一有案件行長就撤職”、“一有案件相關員工全下崗”，表面看硬的約束夠了，其實可能走向南轅北轍。美國出了個安然事件，就相應出現了薩-奧法案。那么，我們什么時候能夠看到撤職、下崗之外的銀行法治建設推進？這個推進沒有進展，不管多么嚴厲的問責，都遠遠算不上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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