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馬國川 北京報道

　　一

　　“大學的問題，七天七夜也談不完。”丁學良開門見山地說。這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一臉嚴肅，并沒有說笑夸張的意思。

　　丁學良近年來一直穿梭于內地與香港之間，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比較發展、全球化以及大學制度。2003年，北京大學出臺的教師制度改革方案引發了有關大學的理念、什么是大學、如何治理大學的持久討論。在內地最具名望的幾所大學里，丁學良做過多場有關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公開演講，200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還為其出版著作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時為人矚目。

　　這位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目前還是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以及卡內基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概括為 “比較政治社會學”。而在比較研究中，大學制度無疑是一個新科目，也是讓丁學良感受極為深刻的題目。幾年來，他一直在呼吁一種開放的大學研究體制，他認為大學應該在觀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戰略方面成為國家整體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動者。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那些應用科學的成果還可以拿錢去買到，但是在開發那些軟力量要素上、在給本國國民提供開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錢是買不到的。這是中國的大學最應該發揮的公共服務職能。”他說。

　　但是中國大學這些年來的表現，與這位學者的理念相去甚遠。招生黑幕、教授嫖娼、腐敗窩案、學術不端……諸如此類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過去隱而不見的問題一一浮現，高校似乎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一家雜志做了一期封面專題，標題就是“病入高校”。大學似乎已經不再是純潔、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個粗暴的、擾攘不息的名利場。

　　這一亂象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不僅成為社會輿論焦點，而且成為每年全國“兩會”的熱門話題。而致力于大學制度研究的丁學良，對此已是哭笑不得。

　　二

　　當高校學術腐敗等老話題還在媒體與各種討論會上蔓延，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去年“兩會”期間，幾個身為大學校長的代表委員對媒體“訴苦”，說財政給高校的錢太少，學校如何缺錢，日子如何難過云云。結果惹得財政部非常不高興。“兩會”結束后的第五天，在一個論壇上，時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的樓繼偉就回應說：“雖然我們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負責任地說，中國教育經費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高校提出來什么時候給他們增加經費，我說，想靠國家給大學更多的錢，我想你可能等的時間比較長，一時半會兒沒戲！”

　　也就是在此前后，高校的貸款問題浮出水面。

　　2005年1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2006年社會藍皮書說，高校貸款有可能成為新的高風險貸款項目。由于貸款額度太高，隨著還貸高峰的到來，部分高校已沒有償還能力。

　　2006年9月，有關報道稱，高校“負債運行”問題突出，有的大學已虧損運行，連債務利息都無法償還，其實已經游走在“財務破產”的邊緣。一些業內人士表示：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

　　至于高校貸款總量有多少，一直沒有一個權威的數字。社科院藍皮書稱在1500億至2000億元之間，而有媒體則說中國公辦高校貸款規模高達2000億至2500億元。至于具體大學的貸款額，社科院藍皮書說，“有的高校貸款已高達10億元至20億元”。

　　這些數字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過多的目光。今年“兩會”期間，有關高校負債的話題雖然偶有提及，但由于沒有明確的、直接的指向，也就被淹沒在諸多其他的報道中。

　　“兩會”閉幕后的第三天，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承認，確實存在高校巨額貸款問題，但他否認部分高校“破產說”，而且高調表示“教育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而就在同一天，吉林大學財務處在校內網上貼出了一個通知書。就是這樣一個網絡通知，將高校負債的“窗戶紙”一下子捅破了。

　　這一名為 “吉林大學關于召開征集解決學校財務困難建議座談會的通知”稱：學校貸款高達30億，從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達1.5億至1.7億元，財務困境逐步顯現，學校資金入不敷出的情況日趨嚴峻。為此，學校不得不向全校師生征集解決問題的辦法。

　　經媒體曝光，吉林大學迅速成為輿論風暴的中心。許多人在問：吉林大學會不會破產？其他大學是不是存在同樣的嚴重債務問題？但是，作為當事方的全國高校們，出奇地保持了一致沉默。

　　三

　　作為全國第一屆中青年學術論文一等獎的獲得者，丁學良1984年便去了美國，在哈佛從師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極端的人，一直主張理性主義的精神。但在2005年10月，他的“5個論”在內地掀起軒然大波。在公眾心目中，丁學良儼然一副斗士形象，成為繼郎咸平之后為輿論所廣泛追捧的人。有意味的是，他們都來自香港的大學。

　　2005年正是反思改革的潮流洶涌之年。是年10月，《中華工商時報》發表對丁學良的專訪，稱“中國合格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當時，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正遭受空前聲討和貶抑，“五個論”橫空出世，讓那些以批評甚至謾罵經濟學家為能事的人們興奮不已。《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1279票中，逾八成的公眾支持“不超過5個”的說法。丁學良的名字，從此與“5個論”聯系在了一起。

　　但是，丁學良卻認為媒體歪曲了他的言論，后來他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澄清說，他的原話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并在這句話前有很多重要的背景界定。事實上，關于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到底有幾個，根本不是他那次接受采訪的談話要點，他講的核心，是如何使中國的經濟研究向經濟科學的方向進步的問題，但傳播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發揮，人們各取所需，借題引火，去講各人想講的話，完全失去了分寸。

　　對自己觀點的傳播失去控制的丁學良非常無奈。2007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友誼賓館，當記者就大學債務問題采訪他時，他還在感嘆媒體歪曲了他的“5個論”本意。不過，他似乎也并沒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擔心，而是坦率地講述自己對大學問題的認識。他相信我們不會制作 “丁學良炮轟中國高等教育”那樣的標題——— 盡管那樣的標題才足以引動視聽。

　　有人對發表“5個論”的丁學良提出質疑，認為他不是經濟學出身，沒有資格評判中國大陸經濟學家的水平。對此，曾在復旦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的丁學良不以為然，他說，“雖然我不是學經濟學出身的，但我對經濟學的基本評價標準、國際上哪些大學的經濟學系大概處于一種什么樣的水平和位置等，還是相當了解的。”

　　而這一次，丁學良的話題回到了他的研究領域。他來談論大學問題，應該沒有多少人會提出質疑。

　　有人對發表“5個論”的丁學良提出質疑，認為他不是經濟學出身，沒有資格評判中國大陸經濟學家的水平。而這一次，丁學良的話題回到了他的研究領域。他來談論大學問題，應該沒有多少人會提出質疑

　　高負債率是中國高校的普遍現象

　　經濟觀察報：有評論說，吉林大學負債20億元的新聞，不過是目前我國高校債務問題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丁學良：我認同這種觀點。不要以為中國的大學只有吉林大學負債那么高，其實高幅度的負債率是中國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問題。只不過吉林大學在媒體上曝光了而已！

　　經濟觀察報：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沒有高負債率問題，為什么到今天，高負債率一下子成了中國高校的普遍現象？

　　丁學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態度是一種哲學式的，更多體現在發社論、發文件上，沒有把哲學式的重視變成經濟學重視，沒變成財政措施。而從9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重視，加上了財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開始對高校傾斜。問題在于，直到現在，高校基本上還是在沿襲老國企運作的模式。許多老國企最后都沒有辦法維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他們不會用錢，不是他們貸不了款，而是貸了款之后，沒有把這個貸款作為企業發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費掉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高校只不過是模仿中國老的國企，不斷地從國有銀行以低成本輸血的方式做一些他們愿意做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他們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蓋高樓？

　　丁學良：對，蓋高樓，把排場做得很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有國立大學同國有銀行的關系，只不過是老國企同國有銀行關系的拷貝。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發展，想擴張，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開始把大規模發展高等教育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財力很有限。那時就有人講，既然國企能夠不管運作得好還是差，不管是賺錢還是虧本，不管是辦得有效益還是沒效益，都能夠從國有銀行貸款，我們大學也是國有的，我們為什么不能貸款？而且還說“不貸款白不貸”。曾幾何時，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父子關系”，國有企業不貸也是白不貸。國有銀行同國立大學之間同樣是“父子關系”，如果說國有大學不充分利用這種關系到國有銀行貸款的話，那才是傻瓜。到現在為止，這種情況已經延續快10年了。

　　經濟觀察報：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改革就已經進入了攻堅階段，可不可以這樣說，看到這個機會以后，國立大學就開始取代國有企業的地位？

　　丁學良：他們就是按照老國企的辦法輸血。另外從銀行方面來說，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個重點政策、優惠政策，我干嗎不去貸呢？這里面還是牽涉到一些其他的關系，比如說有的大學畢業的校友可能在財政部門、金融部門當官的多，貸款就更容易了，貸的錢就更多了，負債率就更高了。有的學校在這方面條件差一點，可能貸款就少一點，但是沒有哪一個國立大學不去借這個機會貸款。

　　在國有銀行對企業貸款越來越走向以市場為主導的情況下，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長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銀行不愿意給負債累累的大學繼續貸款，學校也可能把市長、市委書記或省長、省委書記請出來講情。這些人可能和學校有很深的關系，還有可能是孩子在學校念書。國內不是經常有一些相關報道嗎？很多政府官員到母校去，到子女讀書的學校去，參加校慶活動的時候就帶一張支票——— 在國外這都應該是個人捐款，可是這些官員開的是什么支票？開的是公家支票，這跟銀行的高額貸款都是有聯系的。

　　經濟觀察報：問題是，當高校擴招逐步剎車以后，在國有商業銀行越來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債務問題就立即凸顯出來了。

　　丁學良：不能說所有高校開始到銀行貸款的時候用心就不好，這也不公道，我們要超出個人的品質或者個人的用心之外談論這個問題。只要熟悉

中國經濟發展的人馬上就能夠看到，這和老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有極類似的地方，這就回到了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非常經典的概念，就是 “軟約束”。

　　所謂“軟約束”，就是指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溫情脈脈的 “父子關系”，往往是以國有銀行造成大量壞賬為代價的。在這種社會關系中，反正我是國有企業，你作為“父親”有責任維持我的長期生存，你不能讓我死掉。國立大學貸款的時候，也想辦點好事，可是如果馬上還貸的話，可能很多事情就辦不成。再看看周邊，很多國有企業，很多國營單位和其他的國立大學貸的款比我多，貸的時間比我長，他也沒還清，我干嘛那么傻？經濟機制對人的行為的誘導，就是這么來的。在這之前，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貸款之后該還不還，或者經營不善出現問題，如果負責貸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懲罰，后面的人不會沒完沒了地搞下去；國立大學找國有銀行貸款之后，到時候該還不還，如果具體的經管人受到應有的處罰，后面的人也不會做下去。就是因為這種約束是軟的，就是因為這種關系像父子關系一樣，所以后面的人膽子越來越大，做的事情越來越大，造成高校的負債率越來越高。在這樣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學負債20億元的新聞是很正常的。

　　為什么不先請菩薩再修廟？

　　經濟觀察報：高等教育要發展，沒有錢是不行的，但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錢以后，高校的發展仍然不盡如人意，甚至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

　　丁學良：體制，問題在于沒有一個良好的體制！

　　我們不能說中國大學沒有進步，但是這個進步相對于中國各級政府，相對于學生的家長、社會對教育投入的資源相比，它的產出、它的效益是遠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進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在國外，不管是國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當它有條件弄到一筆新財源的時候——— 不管這筆財源是來自政府的貸款還是社會賢達人士的捐款，或是來自于提高學費——— 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廟弄大，而是要請到好菩薩，能念經。你沒有好菩薩，高等教育的經是念不出來的。不是先建大廟，而是先請大佛。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應該先請大師，還是先造大樓的問題？

　　丁學良：大師和大樓的話題被人們說濫了，我習慣說廟和菩薩。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經常強調，爭取到資源不應該先把廟建起來，而是先請到菩薩，再根據這個菩薩的需要給他蓋廟，因為不同菩薩需要的廟是不一樣的。剛好相反，國內的許多高校有了錢，不是先請菩薩，而是先修大廟。這個廟究竟適不適合以后請來的菩薩，他不管。用流行的話語說，就是辦大學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硬件為本。為什么會造成這個情況？這里面既有觀念上的原因、體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層次的物質利益方面的考慮。

　　體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源的運用方式。在中國許多國有部門，往往都有一些非常過時的財務制度。比如說一個校長拿了一千萬，如果用來請大師，往往不能報銷，但是蓋樓賬目一下子就辦成了。

　　觀念下面，是物質利益的考慮。你看看現在國立大學鋪攤子，同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大規模融資舉債辦政績工程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你建起的這個樓，鋪設的草地，蓋出來的廟，別人都能看得見，對當官的有好處，對提高自己的政績有好處。如果請進大師的話，那只能內行人才能感覺出來，你的學生才能感受出來。學生是學校的服務對象，大學做得好不好，學生的反饋是一個很重要的檢驗標準，可是現在學生在學校里是沒有發言權的，學生的反饋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極少數的學校才把學生的反映當成一會事。

　　經濟觀察報：有教育部官員說，高校職務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樣，政府方面的

貪污受賄人員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領導、負責基建計劃的官員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這個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丁學良：這些明的、暗的原因糾纏在一起，使得貸款并沒有用在高校發展上，沒有用在最關鍵的那些環節上。

　　兩三年以前，山東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長到哈佛大學訪問，回來寫了一篇文章大發感慨。她感慨什么呢？哈佛這個美國最古老、最富裕的大學，一年將近幾十億美元的預算，但是學校里面的辦公室、教室、樓房，都是很老很舊的，不像我們現在國內的大學，辦得像五星級賓館一樣，辦得像購物中心一樣。

　　海外的好大學，知道大學的生命力不在這些硬件上。雖然它們的硬件也不弱，但是硬件的投入遠排不上前三位。第一位的是請大師，第二位的就是用合法的資源設立獎學金，提高生源質量，第三位的是與科研和教學相關的設備。就以

圖書館為例，國外的大學不是看一個學校里面蓋了多少平方米的圖書館，而是看有多少藏書，多少平方米的圖書館和多少藏書是不一樣的。不但要看多少藏書，而且要看圖書的使用率和周轉率。而國內許多大學就是比圖書館有多大。

　　經濟觀察報：我們知道有些大學有錢蓋圖書館，但是沒錢買書。

　　丁學良：即使有錢買書，但開放時間也不多。不是落在實處，而是落在虛處。為什么？因為落在實處，得到好處的是學生，而學生并不影響這些人做官，并不影響這些人發財；落在虛處，虛處才是他們升官發財的墊腳板和樓梯，就是這個道理。我看得太多了，我看得太痛心了！

　　高校所走的路是逆改革潮流而動的

　　經濟觀察報：過去的十多年來，中國的高校出去考察的隊伍一批又一批，國外回來的也是一批又一批，而且現在是全球化、網絡化時代，可為什么國外大學的好觀念、好體制、好做法在國內得不到推廣？

　　丁學良：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高等教育體制是不科學的，是不符合高教發展的自然規律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就是中國高校的衙門化。——— 也就是官本位回潮，就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試圖打破的東西。

　　經濟觀察報：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發出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改革教育管理體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沒想到到了90年代末———幾乎是和高校開始積極貸款同時進行的——— 高校又增加了幾個“副部級”單位，今天“副部級”的大學已經達到了39個。

　　丁學良：我欣賞的國內大學校長只有兩三位，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長王樹國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個副部級的校長。他說，把我們這些校長變成什么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這就是哭笑不得嘛。校長就是校長，校長是個專業人員，是教育家，是社會賢達，你把他變成行政官僚了，看起來仿佛體現了國家對大學的重視，實際上是對大學精神的一種嚴重腐蝕。因為這樣就把一種做官的思想、當官僚的思想深深地滲透到了大學的管理人員中間去。不是看學校辦得怎么樣，不是看學生培養成什么樣，而是看級別怎么樣。這就像20年前的國有企業一樣，不是靠市場來尋找自己的位置，而只看你是哪個級別。

　　經濟觀察報：周濟部長說，教育不會成為第二個國有企業。但按照你的說法，中國的高等教育完全走了國有企業的老路子。

　　丁學良：完全走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曾經走過的、事實證明沒有出路的道路。我們的經濟好不容易從那個地方走出來了，大學反而還要往回走。這一走進去，再走出來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

　　現在政府重視高等教育了，高教領域里出官員的機會多了，它就成了一些人追求的對象了。當然不是說所有人都沒有理想主義，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想把大學辦好，但是也不要否認，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是秉著要把高等教育辦好的這個心態，而是覺得這里錢越來越多了，這里也能夠當官了。

　　大學里面有三種人：教師、學生和行政管理者(包括后勤服務人員)。行政管理者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的。如果從學校角度來看，行政人員也好，教師也好，都是為了培養學生而設的。這個主從關系不能搞亂。現在好像反過來了，行政管理人員成為了主人，比教師還厲害。

　　經濟觀察報：這正是衙門化的表現。是不是可以說，高校的衙門化和負債是因果關系，有了高校的衙門化，才導致了今天高校的嚴重負債率？

　　丁學良：你看一下老國企的覆轍，就知道了。在過去的許多年里，中央政府對國有銀行的直接輸血已經有多少？解決不了問題，老債剛剛解決掉，新債又出來了，老的傷口還沒完全愈合，新的傷口又在淌血。假如高校的衙門化問題不解決，中國的高校也決不會比那兒更好，除非你找到了一個解除國有銀行同國企之間“父子關系”的根本辦法，否則高校也是一樣走不下去的。

　　在目前的機制下，投一百塊錢和投一百萬塊錢產生的效率可能是相同的。好體制，是一分錢、一塊錢當一百塊錢使，不好的體制，是一百塊錢當一塊錢使，看看近年來大學的發展道路，這一點特別明顯。這種體制不改變的話，你給大學再多的錢也搞不好，你給它一百年時間也搞不好。

　　經濟觀察報：這么看，解決高校債務的前景很暗淡？

　　丁學良：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對中國近30年的經濟改革有一個全盤的重新梳理——— 哪些方面做得成功，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成功——— 這個重新梳理不到位，中國高校國有化指令方式也解決不了，肯定是解決不了，因為根源是一樣的。

　　經濟觀察報：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將近30年了，高等教育總會從中汲取一些經驗與教訓吧。

　　丁學良：大學的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實在是走回頭路。它把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幾年取得的基本共識都給破壞掉了，把我們在經濟改革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經驗做法給拋棄了，而且背道而馳。這絕對是逆改革潮流而動的。

　　要解決問題，還是要重新探討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中國當年的經濟改革不是從國有企業等核心部門開始的，而是從邊緣部門開始的，如城市里面的個體戶，農村的承包制。中國的高等院校要持續發展，也應該從邊緣開始，就是要允許私人辦校，而且不但從法律上，更重要的是從具體的操作程序上，給予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一視同仁的法律保障——— 就像過了近30年才慢慢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一視同仁一樣。雖然民營企業在貸款方面還沒有被一視同仁，但是只要差距縮小，就越來越有希望了。

　　在現有的架構之下，必須給公立大學辦學的自主權，沒有自主權是不行的。就像國有企業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給國有企業在經營上的自主權。中國的公立大學不能馬上民營化，首先要通過減少對公立大學的行政干預，給予公立大學更多的自主辦校權。例如設立大學董事會。這個董事會的成員不能以管理人員為主，要有社會賢達，要有企業家，要有專業方面非常成功的專業人士，包括教育管理人士。要依靠董事會來遴選大學的管理人員。大學校長的任期以四年到五年為宜，要規定最長任期，任期之內獎罰嚴明。如果在任期之內，學校有嚴重的負債，特別是貸的錢沒用好的話，這個校長就要負法律責任。

　　經濟觀察報：只有這一條道路嗎？舍此別無他途？

　　丁學良：工業革命到現在200多年，凡是全球競爭力強的國家，無一不是創新能力強的國家。而創新有兩個主要源泉，一是高等教育(包括研究部門)，一是企業。如果中國真要實現自主創新目標的話，那么中國的高等教育就必須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先鋒隊。一些開放性問題的獨立研究，首先應該是在大學里進行的。中國能不能夠在自主創新的道路上多邁幾步，取決于能否給予高等教育、科研部門和企業部門盡可能多的自主權，而這個自主權必須是有法律保障的，不能說是哪個領導人拍一下腦袋賜予的。自主必須是一個持續的狀態，必須是常規的狀態，不能今天有，明天沒有。

　　只有給予大學自主權，打破衙門化，我國的大學教育才能夠健康發展。世界上有許多成功的大學經驗可以借鑒。在美國，大部分的一流大學都是私立的，但是也有兩三所公立大學是世界一流大學，州政府對他們有一定的管轄權，但他們仍然能夠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進行競爭，仍然能夠創造性地、可持續地發展，為美國以及全球培養著創新人才。你看看人家怎么辦的？關鍵在于大學擁有自主權。公立大學一定不能辦成衙門的尾巴。

　　大學的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實在是走回頭路。它把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幾年取得的基本共識都給破壞掉了，把我們在經濟改革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經驗做法給拋棄了，而且背道而馳。這絕對是逆改革潮流而動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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