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報記者 胡敬艷

　　實習記者 王露

　　流動性泛濫攪動了全球經濟。

　　房地產領域，不要說國際性的大都市，就連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商業中心孟買黃金地段的房價，在2006年也猛漲90%。在國際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和期貨的價格指數更是一路狂飆。就以中國市場為例，2006年年初，上證A股指數為1220.93，而2007年4月17日上證A股指數的收盤價已經高達3611.87點。

　　不斷攀升的過熱的投資、高燒的

　　在近一年多來，關于如何應對流動性過剩的討論一直在熱烈進行著，但沒有跡象表明這一問題有所緩解。為此，我們就相關問題，采訪了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劉易斯·亞歷山大(Lewis S. Alexander)，以期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流動性威脅不會改變全球經濟走勢

　　《21世紀》：關于造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專家學者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流動性過剩源于日本的長期零利率，有人則表示美國是流動性過剩輸出的原動力，還有人認為全球流動性過剩源自金融衍生品等等，那么，您認為造成流動性過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劉易斯·亞歷山大：在我看來，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儲蓄與投資的趨勢。如果從全球角度來看，除了中國之外，目前所有區域的投資基本上都是低于長期水平的。美國是這樣，歐洲是這樣，日本以及亞洲其他地區也是概莫能外。與此同時，儲蓄率卻相對很高，所以大量儲蓄在投資于實體經濟之外，還需要尋找更多的出路，這就很自然地對金融產品創造了需求。

　　當然，全球范圍內的低利率也是推動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國，利率已經比3年前高了1%多，達到5.25%；在日本，利率依然很低，但我認為它的影響被高估了。此外，金融衍生品的極大發展，確實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全球范圍內投資者風險偏好的上升，因而金融創新可被視為對于流動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過，另一原因在于，宏觀經濟的波動性降低了，如果仔細觀察GDP、通貨膨脹等數據，你會發現，這個世界的經濟更加穩定了，這也是促使利率維持在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總體而言，目前的金融市場比較激進，而調整確實時常發生，例如去年5、6月份出現的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我認為，在金融市場風險偏好較為激進的形勢下，這種調整還會出現。但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目前的金融市場波動性其實相比10年前已經降低了很多。

　　我個人認為，全球流動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而且這種局面很難在近期內得到扭轉。我們相信，從長期來看，這種不平衡將逐漸消除，利率也會受到壓力而上升，但這需要好幾年才有可能發生變化，而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逆轉。

　　《21世紀》：有觀點把全球房地產價格翻番、國際期貨價格暴漲、全球經濟失衡、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等等經濟現象的產生，都歸因于或部分地歸因于全球流動性泛濫，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觀點？

　　劉易斯·亞歷山大：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全球經濟最近較為穩定的增長，使得風險升水保持在較低水平。當然，實際形勢遠不止如此，較低的風險升水使得資產價格存在大幅上漲的可能。

　　至于人民幣匯率，我不認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很大，目前它的升值幅度還是受到穩步控制的，并沒有體現出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壓力。而大宗商品期貨的價格，我認為主要是受供給與需求決定的，當然，確實存在著全球投資者一起將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抬高的情況，但我認為，從長期來看，需求與供給的情況仍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場有一個特點，即其供應并不能隨著價格上漲而迅速擴張，因而容易造成供給與需求之間暫時失衡，出現價格上漲較快的現象，但最終價格會逐漸引導供求雙方走向均衡。

　　《21世紀》：全球經濟失衡是否可能突然演變成為混亂的經濟蕭條？

　　劉易斯·亞歷山大：毫無疑問，全球經常賬戶的失衡狀況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你可以看到，在當前的形勢下，全球儲蓄通過資本賬戶進入美國，以彌補美國的低儲蓄及貿易逆差，但如果世界其他區域的投資者突然決定不再在美國投資，便有可能引發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衰退。

　　然而，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我認為業已存在的全球經濟機制使得這種情況不大可能真的發生。目前美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依然好于歐洲與日本，如果后兩者的經濟增速超越美國，那么資金可能從美國流出而更多的流向它們，從而使得全球失衡問題得到緩解。但是，這不大可能立即發生，而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如果亞洲的央行政策突然發生急劇變化，也會造成深遠影響，但這也不大可能在近期發生。

　　總的來說，全球經常賬戶失衡是一個風險，但這種風險的影響并沒有巨大到令人憂心忡忡的地步。

　　《21世紀》：也就是說，您對于全球經濟持有比較樂觀的態度了？

　　劉易斯·亞歷山大：總體而言，我對于全球經濟還是相當樂觀的。目前一些區域的經濟增長出現了放緩，包括美國經濟，2006年4季度的增長就較低，但是，我們認為放緩只是暫時和溫和的，我們維持對于全球經濟增長仍比較強勁的預測。

　　我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在2.5%左右，當然這只是基于基本面的預測，經濟增長依然受到很多其他條件的制約。如果放眼世界其他區域，日本今年GDP增速可能在2.5%左右，歐盟可能在2%左右，都是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對于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我也很樂觀，預計在10%左右。總之，全球的經濟放緩幅度是很小的，尚看不到大的威脅。

　　新興市場的挑戰

　　《21世紀》：我們知道，您對于新興市場有些自己的研究，能不能談談您對于新興市場經濟的看法？

　　劉易斯·亞歷山大：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新興市場取得較可觀的成就，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股票市場上都是如此。這一方面緣于他們穩定的宏觀政策環境，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使得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受益，但這些成就并不是由于制度面取得了長足改善的結果。譬如拉丁美洲，以及俄國，其能源領域依然牢固控制在政府手中，私人部門受到較多限制，這種國家主義可能會有潛在的風險。

　　在東歐，國際資本流動使東歐各國受益良多，但依然存在一些可帶來不確定性的政治因素，譬如土耳其仍處于政治周期中，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取得穩定。在非洲，尼日利亞也存在政治穩定問題。而在東南亞區域，泰國就是一個例子，其近期試圖對于資本流動的控制并不是一個好主意。

　　總體而言，新興市場依然處于比較良性的環境之中，但經歷了幾年優秀的表現之后，我們必須警惕可能的風險，盡管我并不認為任何大的負面局面即將出現。

　　《21世紀》：目前，新興市場經濟體掌握了世界70%的外匯儲備，同時，美國巨額的經常賬目赤字的解決取決于美國自己的意愿和美元資產數量的上升。如果外國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興趣消退，是否它將會引發美元危機？

　　劉易斯·亞歷山大：不錯，美國目前確實十分依賴于來自境外的投資，如果美國以外的投資者對于美國資產的投資意愿下降，無疑會使得美元貶值，并會造成更廣泛的經濟影響。但是，我再次強調，這一情況不會突然發生。

　　《21世紀》：但美元貶值不是已成為一種長期趨勢么？

　　劉易斯·亞歷山大：是的，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使得美元受到影響，自2002年以來，美元已經持續貶值了一定幅度，盡管對于不同區域貨幣的相對變化是不一樣的。我們相信這一趨勢還會持續，因為很難想象，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在美元匯率不作調整的情況下能取得顯著的改善。所以，美元走低的現象還會持續，問題在于，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還是一個劇烈的結構性變動。我認為這將是一個緩慢而平滑的過程，因為，顯而易見，劇烈的結構性變動會帶來較大的風險。

　　《21世紀》：全球的金融版圖正在發生著戲劇性的變化，同時，對沖基金正在迅速繁殖，大家正在競相吸收過剩收益，在充足的流動性支撐下，全球的金融版圖是良性的，但是最終可能不是如此。對沖基金“神出鬼沒”，沖擊力很強，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該如何應對？比如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劉易斯·亞歷山大：我的基本答案是這樣的。應對全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新興市場國家最好的對策，就是通過建立一種保險機制，維持良好的政策，關注于消除宏觀的不穩定性，譬如穩定的經常賬戶盈余狀況，以及正確的匯率制度改革，等等。而這些正是新興市場國家在過去10年間不斷努力的方向。

　　我認為，事實上大部分新興市場目前處于相當不錯的形勢下，當然還有一些國家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們應當明白，全球各地不同的風險溢價實際上反映了各地不同的風險，如果政策正確，相當于對投資者來說建立了保險機制，那么全球流動性的波動并不會造成極大的威脅。

　　《21世紀》：流動性過剩對各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提出挑戰，那么，作為制定貨幣政策的央行，應該如何應對？

　　劉易斯·亞歷山大：如果你討論的是有關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我認為資本流入對于它們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它們當中有些處于減輕經常賬戶赤字的考慮，實施固定匯率制度，但這會造成問題。我認為他們應著眼于通過采取措施使得資本流入帶來的流動性較少。基本上，央行應該將目標定位于控制通貨膨脹，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對于這點做得還不錯，我很難找出哪些央行偏離了這一道路。

　　當然，對于亞洲來說，巨額經常帳戶順差和資本流入帶來的貨幣升值壓力，確實給央行帶來一定的問題。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愿意第一個使本幣升值。如果本區域的貨幣同時進行調整，集體升值，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并不容易達成，這需要亞洲各國的央行達成一個協調機制。

　　貿易保護主義之弊

　　《21世紀》：對于貿易保護主義將加劇全球經濟失衡的觀點，您如何評價？或者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劉易斯·亞歷山大：我確實為此感到擔憂。

　　基本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源在于貧富差距問題，特別是在工業化國家。我們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其中不少低收入的人群將這一結果歸咎于自由貿易，從而使得自由貿易所背負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同時這些國家的當政者承受了很大壓力。我認為大部分當政者是明白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益處的，但他們確實面臨來自有選票能力的社會階層的壓力。我認為這一挑戰還會延續下去，特別是對中國來講更是如此。因為中國的發展戰略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出口，所以任何來自其他市場的貿易保護會給中國帶來較大的麻煩。

　　《21世紀》：美國剛剛對中國銅版紙加征了反補貼關稅，你認為這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表現么？美國是不是很有可能對中國其他出口產品也征收類似的關稅，譬如鋼鐵和紡織品？這是否可能最終導致新一輪貿易戰的爆發？

　　劉易斯·亞歷山大：我認為貿易戰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中美兩國有頻繁的高層接觸。我想大家都明白，兩國穩定的經貿關系的重要性，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是，目前在美國確實存在著貿易上趨向保守的可能，很多失業者抱怨貿易帶來的負面影響，盡管經濟學家們會認為技術進步才是造成不同人群收入差異擴大的根源，但中國源源不斷的貿易順差確實容易成為一個靶子。

　　回到目前推出的對于中國銅版紙的反補貼關稅上來，我確實認為這標志著美國政策的轉變，類似的關稅有可能會擴散到其他來自中國的產品。但是美國有其法律系統，產業成員必須利用正常的法律程序來做出行動。當然，我認為這確實是貿易保護壓力不斷增長的一個信號，但是貿易戰并不可能，因為兩國政府已意識到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21世紀》：失業率上升是個全球性的問題，這一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進步造成的，而不是全球化的結果，一些國家為達到保護主義目的而經常拿失業率說事。您是否贊同這樣的觀點？您是怎么看這一問題的？

　　劉易斯·亞歷山大：不錯，我剛剛提到，近來就業機會對于某些工人來說確實在減少。在美國，高技能的熟練工人就業依然很好，但低技能的工人就業越來越困難。

　　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都可能是失業率上升的原因，但我個人認為技術進步造成的影響更大。以電腦為例，它是否威脅了你的就業取決于，電腦是替代了你的工作，還是幫助你更好的工作。如果電腦可以替代你的工作，那么目前的世界對你來說確實很艱難，因為技術進步使得電腦越來越便宜和普及。相反，如果電腦只是能幫助你更好的工作，那么目前的世界對于你來說則變得更好，因為電腦技術的進步使你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所以，我覺得技術進步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使得低技能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

　　以美國零售業為例。零售業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在過去20年間經歷了非常大的變革，一些全國性的連鎖巨頭，例如沃爾瑪，主導了這一變革，它們受益于技術進步，可以將經營模式優化，使用更少的人力。這個例子就主要是由于技術所造成的，而不是貿易。

　　但是，我們都要面臨的現實是，各國當政者將面臨的政治壓力源(如低收入群體)還是會以貿易為靶子，而不是技術進步。

　　《21世紀》：鑒于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危害，您覺得是否需要全球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歐盟、中國以及日本聯合協調，設法解決這一問題？

　　劉易斯·亞歷山大：如果你指的是全球經常賬戶失衡問題，我不認為這需要大家聯合起來解決，各國只需按照自身最佳利益去設法改善即可。

　　美國應回顧自身造成其貿易逆差的根源，調整其政策，首先就是設法緊縮財政政策，而這純粹是美國自己的事務。歐盟及日本可能需要審視其貨幣政策，特別是較低的利率。中國也已意識到了巨額貿易順差的負面影響，并越來越重視國內消費的重要性。

　　再次強調，我不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全球范圍內的協調聯合有多么重要，各國應從其自身的主要問題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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