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坐不住的收

　　格 爾

　　據全球最大的工資信息調查研究機構Hay Group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幅度將位列全球第一，實際工資增長幅度將超過美國、印度和東歐國家。其負責人認為，經濟快速增長給中國工資上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將位列全球之首。

　　這份報告給出的工資漲幅顯然是按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得出的，但它的實現恐怕還要靠財稅制度的改革，讓一直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分配制度向百姓傾斜。

　　比如印度或者日本

　　在經濟學界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國富民窮。這里的民窮是相對的。縱向比，百姓收入是增長的，1978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2006年提高到1175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價因素以后，二者平均年增長6.7%。但是和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長顯得緩慢。

　　不久前世界銀行發布發表了一份報告，報告顯示，中國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以至有人開玩笑說：“GDP長得跟胡子一樣快，工資漲得跟眉毛一樣慢。”

　　如果說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最類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國的薪酬增幅遠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前者意味著國民創造的財富絕大部分進了國家財政和企業的腰包，國富民窮，而后者則意味著GDP增長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眾，藏富于民。

　　全球著名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翰威特咨詢公司去年公布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為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3.9%，高出中國一倍。2005年中國整體平均薪酬水平增長6.6%到8.9%。美世咨詢去年曾做過一個調查，調查顯示，在過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1.5%，而中國為7.5%。而同期GDP的增長，中國平均增長率達到10%左右，而在印度歷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過8%。中國居民擁有的財富與國家擁有的財富相比，事實上在不斷下降。

　　當經濟高速發展時，工資收入增長幅度應該高于GDP增長還是低于GDP增長？除了印度之外，當年日本經濟騰飛時的情況也許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系。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日本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從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時間讓百姓的工資收入追上美國，當日本和美國工資收入持平的時候，意味著日本人有了和美國人一樣的購買力。當百姓具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國家絕不用擔心消費低迷。而從1978～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水平卻只有美國的4%。扣除國內實際購買力高的因素，國內實際工資水平也達不到美國的20%。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工資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所擁有的財富相對較少，百姓不敢消費。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與人均GDP的比例約為1.7倍，遠低于美國的4倍和澳大利亞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美國的社會保障以市場為主體，但強大的家庭財富保障了居民消費的安全感。歐洲國家如荷蘭等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與人均GDP的比例和中國接近，但是歐洲國家大多是福利國家，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其公民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使居民無后顧之憂。而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住房、醫療、教育都逐漸走向市場化，居民個人財富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這三項支出。

　　請讓民富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飆，另一方面，國民個體收入與公共福利卻嚴重滯后，百姓不僅收入增長緩慢，統計數據顯示，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6000萬國企職工下崗或失業，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7000萬股民損失超過1.5萬億，城市中1.5億人沒有社會保障，基尼系數達到0.53~0.54之間，客觀上加劇了國富民窮的狀況。

　　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對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消費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46.4%驟降為2005年的38%。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貧富差距過大是中國消費低迷的根本原因。

　　到現在，消費不振已經成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近日召開的發展高層論壇上，眾多代表表示，投資強勁、消費不足的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一個主要的結構性矛盾，需要通過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中央和地方政府對這一現狀已有察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堅持擴大內需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種種跡象顯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通過各種措施使國富民窮的狀況得到改善，財政支出正在傾斜。近兩年，先是農業稅減免，去年推出了新的醫改方案，中止了醫療的市場化改革方向，轉向政府主導，國家正努力讓社會醫保覆蓋全民，經濟適用房在批量推出，高等教育在重新評估學生的培養成本，這一系列運作，都需要以財政的大量支出為后盾。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又通過了《企業所得稅法》，這意味著，財政在企業所得稅收入上將減少930億元，這筆錢無疑是讓利于企業和職工。“今年中央財政安排社會保障支出2019億元，比去年增加247億元……”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凸顯對社會事業和民生問題的關注。

　　因為目前中國財政已經比較寬裕，加大在公民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空間很大，在公車、公款吃喝、培訓旅游費上壓縮一半，就是5000億。

　　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讓利于民，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改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這只是在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對于社會發展和公平來說，重要的是第一次社會分配，即百姓的工資收入。

　　在上海市的人代會上，市人大代表葉小英提出：“職工收入要與GDP增長同步，對企業經營者的考核要把職工的工資收入列為考核指標。” 中國的決策者們應該要找出一條可以扭轉人們工資在經濟總量所占比重急劇下降趨勢的道路。這才是解決國富民窮問題，讓百姓普遍受惠的根本。在剛剛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學術峰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表示，中國要提高消費率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

　　財稅制度的拐點

　　國民收入是在政府、企業、居民部門三者中進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減小，其他部門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這是相互對應的。

　　財政集聚過多，占GDP的比重過大，老百姓的財富比重就會越來越低。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指標叫分配率。它是指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均等、公平。

　　現階段，我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體現出較大的不公平性，且這種不公平的趨勢正在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民收入向企業和政府傾斜的勢頭較為顯著。和工資收入增長遠低于GDP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稅收的增長水平卻遠高于GDP的增長，幾乎是GDP增長速度的2倍，達到20%左右，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認為，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分稅制十多年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從1993年的12.6%到現在的27%。

　　在今年“兩會”期間，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的發言成為焦點，他認為，這幾年，財政收入增幅為20%，GDP增幅為10%，這樣財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就會增加一到兩個百分點。現在財政收入占GDP的27%，是一個適當的比例。但如果保持現在的趨勢，再過10年左右，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會達到40%。13億人口，可以直接支配的只有40%的GDP，那就太低了。眼下要抑制政府財力占GDP的比重進一步增大的趨勢，現在的比重應該說恰到好處，也恰恰到了轉軌的時候。數據顯示，在成熟市場經濟體中，初次分配后，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美國接近于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至65%之間。

　　北京大學宋國青教授認為，政府征稅那么多，個人收入相對增長率低了，導致消費占經濟比例下降，短期消費的比例接著往下跌，總有一天會跌到所有人都坐不住的程度上。政府可以考慮采取減稅和猛拉投資的措施來增加個人收入。

　　下篇：政治出三農，經濟出未來

　　本刊記者 李北方

　　“兩會”結束后會見中外記者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談到民生問題的時候做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他把中國社會比喻為一個艦隊，“一個艦隊決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個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個最慢的船只。”溫家寶總理進一步解釋說，“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著眼于困難群體，因為在中國城鄉，困難群體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我們改善了困難群體的生活狀況，也就改善了整個社會的生活狀況。”

　　中國13億人口中有9億農民，農民大部分生活困難，屬于生活狀況亟需改善的群體。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本屆中央領導集體自履任至今5年來，以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強調三農問題的重要性。破解三農難題，解決之道集中表現在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上。

　　建設新農村，進而改善農民的生活，是中央關注社會公正——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總體方針的落實，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深層次上，這項國策對調整和改善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到以國內消費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方面必將影響深遠。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人口眾多的中國農村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只要政策引導得當，農村將為消費需求的增長作出難以估量的貢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早就指出了這兩個目標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他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國，關注窮人和幫助窮人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問題，而且還是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需要。”因為當前我國工業消費品產能過剩，形成了在經濟不發達情況下的“過剩型出口”，這種過剩型出口，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過剩，而是由于高收入者不消費和低收入者沒有能力消費造成的，是一種典型的相對過剩。馬曉河認為，改變這種現狀的出路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

　　新農村建設的國策行動，從正式啟動的時間算起，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農民的收入有哪些增長，農村的消費環境有哪些改善，農村的消費能力有怎樣的提高？記者就此采訪了馬曉河先生。

　　少花錢就是增加收入

　　馬曉河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說話的嚴謹，喜歡使用數字。一個細節就可以將他的這個習慣體現出來：在與記者交談的過程中，馬曉河會不時停下話頭，為的是到書籍和資料堆里去找一個統計數字。

　　馬曉河認為，農村的發展最終要表現在收入的增加上，農村消費的根本也在于收入的增長，新農村建設對農民收入增長影響明顯，2006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提高，達到3587元，與上一年相比增幅為7.4%，是1985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最高的一年。

　　國家投資進行新農村建設，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大量資金開始向農村轉移，進而在以下兩個方面對消費需求的提升起到了作用：首先，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得到改善，降低了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成本，使一定的收入用于消費的錢可以增加，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購買能力。而且，生活設施和生產設施增加后，農民發展經濟的成本就降低了。

　　馬曉河打比方說，農民有1000塊錢，原本需要拿出500塊用于修路打井，現在國家把這部分錢掏了，農民手中剩下的錢可以用于消費。農村修了水泥路以后，在生產水果的地方，運輸機動車可以直接開到地頭接貨。沒有路的地方，價格再低也沒人去，有路的地方大家搶著去，價格自然就抬高了。根據馬曉河自己到種菜或種水果的地方的考察經驗，路好的地方農產品就能賣上高價格，農民的收入就能提高。

　　其次，具體到國家政策方面，稅負的減免和補貼的增加也讓農民手里的錢比以前多了，以前該拿出去的現在不用拿了，這部分錢因此成了農民收入。比如，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跟1999年相比，中國農民減輕負擔總計1250億元，人均140元，這就相當于他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40元；中央對種糧農民進行四項直接補貼，其中去年糧食直補是142多億元，綜合生產資料補貼是125億，中央良種補貼41.5億，農機具補貼是6億，這些補貼都以現金的形式發到農民手中，變成農民收入的一部分；為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上學難的問題，國家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由中央進行轉移支付，2006年對西部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對困難家庭免除書本費，對住宿費進行補助。

　　從今年1月開始，全國全部取消義務教育學雜費。核算下來，相當于每個小學生年減輕負擔140元，每個中學生年減輕負擔180元。過去農民要拿錢出來給孩子交學費，現在不用交了，就可以把這部分錢用于消費；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國家決定在全國農村推廣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國有50.7%的縣建立了新型合作醫療，中央政府補貼20塊，地方政府補貼20塊，農民自己拿10塊，今年的目標要達到覆蓋80%的縣。農民解決了看病難看病貴，省下來的錢也就可以用在消費上了。

　　最后，中央還有其他支持農業和農村的發展的政策，如建立大型商品糧基地，開展路電水基建設等，2006年中央政府在解決用水問題上的投入比上年翻了一番，在修路上也投入了100多億。另外，包括扶貧，中央政府也下了大力氣，投入了不少錢。

　　馬曉河說，概括起來農民收入增長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政府減稅免稅和補貼；二是農業生產發展、農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收入增加；三是非農收入。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農村建設開始以來帶來的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第一方面，進一步的收益還沒有體現出來。在給農民算這筆賬的同時，馬曉河不忘指出，農民收入的增量只有40%來自農業，60%是來自非農產業的，所以長期看，農民要增加收入，必須走出農村。針對中央對農業和農村的優惠政策在某些地區引起了外出務工的農民向農村回流的現象，馬曉河認為，回流搞農業是好事，應該肯定和鼓勵，但全國去年進城打工的農民有1.18億，勞動力轉移的這個大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農民有更強的消費傾向

　　收入得到了，收入的去向又如何呢？事實上，收入過度向富人集中不利于社會消費總量的擴大，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他們將越來越多的資金用于儲蓄和財務投資；低收入者則不同，收入增加后，他們將絕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

　　馬曉河通過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從2000年到2004年，城鎮20%的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由81.3%下降到64.1%，就是說近5年來，城鎮高收入群體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費的份額從18.7%上升到35.9%；同期內，城鎮20%的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由88%提高到95%，這意味著5年來，低收入群體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費的份額從12%下降到5%。幫助窮人，讓窮人增加收入，有利于拉動內需擴大社會消費總量，緩解內需不足與外需過旺的矛盾。

　　依此類推，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城里人高，農民收入每增加100元，農民用于消費的比重明顯高于城里人，拉動消費的能力也就更強。農民有了錢，首先要做的是買肉、買衣服、買

摩托車，而不是把錢存銀行。

　　馬曉河用數據佐證了這個理論預估，去年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為7.4%的情況下，農村消費總額達到26847億元，比上年增長12.6%，2005年的數字是22082億，增加值是2785億。由于對農村的優惠政策從本屆政府履任之后就開始了，近幾年農村消費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前幾年。2000年至2003年間，農村消費每年增加約1000億，到2005年和2006年，每年增加都超過2000億。

　　有研究指出，農村消費結構至少比城鎮落后10年。消費是分層次的，吃穿和日用品等基本消費的需求彈性較低，而現代消費或叫新型消費，需求彈性比較高。消費結構從基本到現代的轉換在城市已經基本完成，但對農民來說，消費結構正處于轉變期，即從過去以吃穿為主，正在向住、行、通信等新型消費上轉換。雖然轉換速度要比城市慢一點，但由于農村人口眾多，帶動的消費總量是很驚人的。這種轉換的發生和加速意義重大，它可以使城市和農村的消費不至于脫節，兩股力量共同推動一個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體系健康發展。

　　目前，農民用于新型消費的彈性非常高，用于摩托車、手機、微型計算機的消費增長速度非常快。馬曉河算過一筆賬，2000年以來，農民每增加100元的收入，用于手機的消費就會增加150元，手機消費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收入增加的速度；2000年，每百戶農民擁有手機4.3部，到了2005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50.2部，增長10多倍；家用計算機在2000年每百戶農民的保有量是0.5部，到了2005年變成了2.1部，增長是4倍多；2000年每百戶農民擁有摩托車21.9部，2005年達到了41部，翻了一番；彩電消費也在5年內翻了一番。

　　事實上，這5年間農民收入并沒有增加一倍，但消費卻以一倍或數倍的速度增長。另外，制約農村新型消費轉型的因素主要是配套設施的不完備，比如電價高、電視信號不好、自來水不通等，制約了農民對耐用品的消費。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將改善這個問題，“路一修，全村都買摩托車；電一通，好多人買彩電；水一通，就要買洗衣機。”農村的廣大市場將帶動消費需求的蓬勃發展，而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無論速度多快，都是健康的。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