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娃哈哈與達能硝煙滾滾的整個論戰(zhàn)過程中，浙江商幫卻“集體失語”。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幫文化一巴掌，以地域來剖析商人群體行為的習慣，有必要修正為以利益，特別是不同的行政利益為核心來重新解構(gòu)了。

　　——常思豫(財經(jīng)評論員)

　　由于“政府的要求”(宗慶后語)，鬧得沸沸揚揚的達能并購娃哈哈其他非合資公司51%股份事件，戰(zhàn)斗雙方終于暫時偃旗息鼓。這無疑是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后如今喜聞樂見的——一度占盡上風的他，在不久前達能呈現(xiàn)的白紙黑字的合約面前已開始疲軟。

　　此事件中，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jié)是，在娃哈哈與達能硝煙滾滾的整個論戰(zhàn)過程中，幾乎沒有一位浙商代表表示公開支援。套用一句流行語來講——如何看待浙江商幫的“集體失語”呢？

　　現(xiàn)在人們習慣了以地域來識別商人群體，浙江商幫、山東商幫、閩南商幫、蘇南商幫、珠三角商幫……就像明清十大商幫，同域、鄉(xiāng)誼和血緣關(guān)系使得他們之間有了一條無形的紐帶，為集體貼金的同時自己也往往名利雙收。實際上，無論是當初地方政府的無為而治還是后來的適度干預，商幫的變遷，同時也是行政元素的變遷過程。

　　問題是，當下外資、民企與國資或明或暗的博弈過程中，利益格局在重構(gòu)，行政力量與過往方式和程度完全一樣的對商幫的干預，卻可能起到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后果。與此同時，民資在這種利益格局中往往處于相對劣勢，一些企業(yè)反倒有意無意利用“行政關(guān)懷”，或抓住時機與之聯(lián)起手來大搞尋租，或炮制擋箭牌抵制外資。

　　宗慶后大致屬于后者�；仡櫼幌麓汗�(jié)以來他所出的牌，不管是兩會期間關(guān)于限外的提案，還是打著保衛(wèi)民族品牌的旗號煽動民眾感情，以至于到最后自稱達能當時搞的是“陰暗合同”時也不忘把皮球踢給國家

　　有人說，宗慶后是很怪的浙商，只能當作個案對待。我不這樣認為。宗慶后即使不出現(xiàn)，“張慶后”、“李慶后”也會出現(xiàn)。要知道現(xiàn)在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企業(yè)層面，而在于行政信號。對于4月13日浙江以外的許多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表示對娃哈哈和宗慶后的強力支持，我們雖不能妄自猜測這些地方政府的行為是受上一級甚至更高一級政府的指派而為，但它等于提前強化了我們的預測，即行政力量將成為娃哈哈命運多舛的終歸者，贏者必是宗慶后。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以后再與外資合作中出現(xiàn)了問題，其他民企都可以“學習”宗氏做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國只有一個“達能”，但中國有多個不同類型的“娃哈哈”，盲目東施效顰，想拉行政因子下水，到最后自己可能反倒被踢出了局——因為高層及地方政府對外資的態(tài)度與偏好現(xiàn)在并不明朗。

　　這樣兩種情況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中國現(xiàn)在的商幫文化不斷遭遇瓦解。一來，中國現(xiàn)在的利益重構(gòu)是以利益而非原則為導向的，甚至“利益”也是混沌的利益。二來，在這個重構(gòu)過程中，霓虹燈下的商幫許多時候恰恰是集體性權(quán)力缺失的，結(jié)果導致個體變異；比如一個地方狙擊溫州炒房團，炒房團表面上撤離的表相背后，往往是聯(lián)姻外資、權(quán)力尋租等個體多樣性的演變。

　　中國的商幫文化在變遷，“浙江商幫”、“山東商幫”等商幫等概念已漸成偽命題( “新浙商”、“新粵商”的提法無疑更令人反感)，包括許多人總結(jié)的“誠信”、“仁義”、“寬厚”等不同商幫的性格特征，也不過是以偏概全、囫圇吞棗的個人看法而已，與現(xiàn)實差得太遠。

　　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幫文化一巴掌，以地域來剖析商人群體行為的習慣，有必要修正為以利益，特別是不同的行政利益為核心來重新解構(gòu)了——我們的原則政治和契約精神之路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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