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秉文

　　聯合國[微博]美洲開發銀行第48屆年會日前剛剛閉幕，這次年會的主要議題是“消除貧困”。25年來拉美的經濟表現雖然十分不盡如人意，但平均來看增長率均為正值，平均大約在高于1%的低位上運行。但是經濟增長的正值并沒有為減困做出應有的貢獻，貧困人口始終居高不下，甚至呈不斷上升趨勢：1980年為1.36億，1990年是2.00億，1997年2.04億，1999年2.11億，2002年2.21億；只是從2004年開始才出現下降的趨勢：2005和2006年分別下降到2.09和2.05億，也就是說，2006年拉美地區的貧困人口總量比1980年整整多出近7000萬，大約相當于2個阿根廷或4個智利的人口。

　　貧困人口數量的絕對增加使拉美地區成為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地區，2005年為0.57，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最嚴重的地區，此為其一；25年來，拉美的現代化是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逐步形成的，其特有的景象便是農民的市民化，其結果最終導致農村貧困化轉化為城市貧困化，例如，拉美城市極度貧困人口(每天消費低于1美元)從1980年的2250萬激增到2002年的5160萬，全拉美極度貧困人口的增量幾乎完全涌向了城市，此為其二；城市人口兩極分化形成了一邊是財富增長與一邊是貧困增長的鮮明反差，進而導致城市暴力頻繁，人人自危，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區，此為其三。

　　上述拉美化的特有現象顯示，貧困很可能與增長共生，增長不一定必然為減困做出貢獻，甚至相反；這說明，在增長與貧困之間需要配之以恰當的社會政策，這是增長促進減困的一個重要環節。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所以是促進增長對減困產生積極影響所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因為一方面，沒有增長就難以聚集減困的實力，另一方面，在以減困來實現較高增長的同時還需更大程度的財產平等。

　　拉美化的這些教訓給我們的啟示是，要讓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受益，要讓增長最大限度地惠及全民。在過去的25年里，我國是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經濟高速增長是拉美地區所不能比擬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是，我們要防止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幅度低于高收入群體，防止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收入不平等的不斷加劇；我國的貧困率主要發生在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上，而城市的兩極分化則不如拉美那樣十分明顯，這也是一個重要區別。在過去的25年里，我國反貧困的成就舉世公認：2001年我國極度貧困人口(每天1美元的消費標準)是2.12億，貧困率是16.6%，2004年降至10%，三年之內減少了1/3。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2001年底的2927萬減少到2005年底的2365萬，減少了562萬。

　　但是，我國面臨的減困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貧困人口的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印度的3.59億；此外，基尼系數已高達0.45。拉美化的前車之鑒、拉美增長與貧困的悖論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恰當的社會政策同時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是不可偏廢的，是互為條件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還要注意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社會政策不僅包括就業政策、分配政策、財政政策，還包括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制定和選擇等；此外，還要關注城市化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與新問題，因為我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大約有1000萬左右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防止城市兩極分化蔓延的另外一個重要政策工具就是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有效防止拉美化的一個重要制度保證，也是減困的一個主要手段。恰當和適宜的社保制度不但在發達國家里發揮較為重要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更為明顯，尤其對低收入國家，例如，拉美貧困率最高的國家洪都拉斯是72%，如果引入基本養老金，其貧困率就可降低到50%，而在貧困率最低的烏拉圭(3%)，引入基本養老金制度之后其貧困率則僅可降低到1%即僅降低2個百分點。這說明，在反貧困的政策目標中，社保模式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轉移支付既定的條件下，補救式比普享式的制度對低收入群體的正面福利效用的影響更為明顯；因此，我國在完善社保制度的進程中首先要考慮的是模式的選擇問題，這是一個福蔭子孫的重大問題；模式選錯了，推倒重來的改革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高到可以導致社會動蕩，這是實施構建和諧社會偉大戰略中一個需要極大關注的重要命題。

　　“增長性貧困”是指一方面經濟增長，一方面減困效果不佳，貧困現象日益惡化。“增長性貧困”在拉美地區表現明顯。而從人均GDP水平來看，“增長性貧困”正是發生在3000美元以下這個重要發展階段，而我國目前正處于這一發展階段。

　　拉美地區出現“增長性貧困”的教訓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方面我們要讓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受益，要讓增長最大限度地惠及全民，另一方面要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還要注意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作者認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有效防止拉美化的一個重要制度保證，也是減困的一個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