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貴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公布了《就業促進法》草案。筆者認真閱讀了草案全文，草案較為詳盡地規定了勞動者的權利及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和義務，規范了就業中介機構行為。其促進就業、尊重勞動者的“政策導向性”十分明顯。之所以認為草案是政策導向性的，是因為該草案在總體上要成為“法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從內容上看，該草案還不完備。按照一般的立法理論，有權利就要有權利保障，有義務就要有制裁。否則，相關法律主體不履行法定義務，人們就會束手無策。在法治時代，總不能僅憑“應當”二字就想當然地做出懲罰吧？那得有依據。同理，如果法律缺乏對權利的保障機制，“權利”只能是鏡花水月。恰恰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草案不盡如人意。依據新華社公布的草案文本統計，在總共64條文本中，共出現了“應當”50次。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企業應當……”、“有關部門應當……”、“用人單位應當……”等等。“應當”在法律中的作用，就是規定相應主體的義務。直白地說，有關主體如果沒有按照“應當”的要求做，就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責任)，但草案中大多“應當”之后，并沒有責任性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完善相關規定，法律將缺乏應有的強制性，影響實效。

　　從立法技術上看，草案還有待精細化。對于先后出現的那么多“應當”，草案也不是完全沒有規定制裁措施，如第七章就規定了“法律責任”。姑且不論這些以犯罪與刑罰為主的懲罰性規定，能否與刑法相呼應，單就行政處罰的規定來看，可操作性不足。如草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把擴大就業作為重要因素考慮，統籌協調產業政策與就業政策”；“應當推進小城鎮建設和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應當統籌做好城鎮新增勞動者就業”等等。這里列舉的“應當”主體一般是政府部門，且在相應的評判標準不能確定的情況下，即使有關主體并沒有按照“應當”的要求做，恐怕也難以認定該主體要承擔的行政責任。

　　以上問題的形成，固然有國情因素，但不能因此就忽略法律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否則，動用了眾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制定出來的法律，只能體現政策性宣誓而不能實現立法目的，那真是太可惜了。因此，筆者建議將目前有條件實現的事項，規定得更明確些。如量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在財政預算中規定一定比例的就業促進經費；明確規定判斷就業歧視成立的標準及罰則；明確規定企業建立職工培訓制度的責任及相關監督檢查權力等。當然，列舉式的立法方式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情況，但畢竟比籠統的“應當”好。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