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賓

　　據《東南快報》報道：4月10日，福建省武夷山市醫療衛生系統所屬的市立醫院、中醫醫院和鄉鎮衛生院等14家醫院，聘請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擔任綜治副院長，防止“職業醫鬧”及處理解決醫院的安全保衛工作。被聘請者將完全融入所聘醫院，負責抓好醫院治安安全基礎工作，應對突發性事件，維護醫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不算大的一個市，竟然有這么多醫院聘請民警擔任其“綜治副院長”，看來這里的“醫鬧”的確挺嚴重。每個醫院均增設這么一位副院長，對“醫鬧”的震懾作用想必是有的，不過是否也會產生一些新問題或出現“雙刃劍”效應？

　　民警的服務對象是全體公民，警力乃典型的公共資源，而非某個企事業單位私有。誠然，

　　“醫鬧”首先損害、主要損害的是醫院的自身利益，其次才是因秩序被擾亂其他就診患者的公共利益。而以對付“醫鬧”為目的的這種固定式、專用式的聘請，實際上是占用本屬于全民的公共資源而為主要醫院自身利益服務。一旦這些民警“完全融入所聘醫院”，雖然其警銜、原編制可以保留，但實際上他們就成了醫院的人，于是便面臨兩個難題：

　　其一，這些民警今后算一種什么職業身份，他們是否還應承擔與醫療無關的公共警務？其二，這些民警的履職價值和勞動價值實際上已歸屬醫院，假如工資仍由財政(實際上是公眾)支付，顯然不夠合理；假如由聘請單位開工資，是否會給財務狀況本來就不好的醫院平添一種新的經濟負擔？而這筆負擔，很可能會演化為患者負擔。

　　醫患關系惡化有著復雜的成因，醫院方面不可能沒任何責任。假如把治理“醫鬧”看成是治水，連幾千年前的古人都明白治水只能“疏”而不宜“堵”的道理。雖然被聘請的民警被賦予“輸導”的責任，但明眼人都清楚，警力的實質作用是威懾、維持、控制等等。實際上主要思路仍未跳出“堵”的窠臼。若論“疏”，主要只能靠醫院而非警力。看來，要解決“醫鬧”問題，首先還是要從醫院“內因”上找差距，從改善管理、優化服務、加強溝通等方面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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