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是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無疑成為減困的重要推動力和客觀條件，這是目前面臨比較嚴重的“增長性貧困”問題拉美地區所不能比擬的一個重要特征。盡管如此，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嚴峻事實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幅度低于高收入群體，在增長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不斷加大，基尼系數已高達0.45。(4月10日《上海證券報》)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誰不指望國家的經濟能發展得快一些？誰不盼望群眾收入能多一些？但我們要防止的是“增長性貧困”。在經濟增長、表面繁榮的同時，不僅發展后勁不強、競爭能力不高、財政和群眾收入沒有增加。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拉美國家出現“增長性貧困”正是發生在3000美元前后這個重要發展階段，這為當前我國防止出現增長性貧困敲響了警鐘。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拉美地區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增長性貧困”，其重要特征是，貧困人口總量上升導致其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分布極不均勻甚至畸形化，即貧困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貧困人口數量直線上升：城市貧困人口數量卻驟然從1980年的6290萬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億，翻了一番多，即25年來幾乎所有貧困人口的增量全部轉移到了城市，形成一邊是財富增長與一邊是絕對貧困惡化的極大反差。

　　拉美的“增長性貧困”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不過，拉美的教訓對我們來說，可以當作一面鏡子，時時警示自己。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暨社會藍皮書》指出，“看病難、看病貴”、“就業失業問題”和“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已成為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會問題。調查顯示，在社會的快速變遷過程中，由于分配秩序的問題，公眾的社會經濟地位認同出現普遍偏下的情況。

　　諸如令國民不滿意的社會保險、義務教育、醫療救助、殘疾保護、勞動就業、慈善救濟、見義勇為、三農扶持、生態環保等等事關國計民生和公益性質的社會保障都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富支持。試想，人們若是一邊看著GDP在快速增長，一邊不能在這種增長中受益，缺乏對未來生活的期望，他們又怎么可能平心接納GDP這個僅僅是冷冰冰的數字呢？

　　有關數據顯示，現在，全國城鄉居民平均差距比是3.2∶1，而高收入與低收入的平均差距比已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了2004年的5.3∶1。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失業等社會低層群體的生存狀況令人憂慮。而即使在居民這種收入增幅情況下，在大多數居民還在負擔著巨額的醫療、教育、住房，在這樣的一種分配格局下，我國想啟動內需，可能比搬掉著三座大山還難。

　　從初次分配看，雖然近年來居民的收入確實在增長，但是其收入增幅仍落后GDP在快速增長，其根源仍是我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這正是我國國強民不富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快速增長，不能提供大眾福利狀況的全部真實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狀況，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現象——以GDP增長的強勢掩蓋一個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革方面的劣勢。眾所周知，GDP最終還是由普通百姓創造的，如果不還利于他們，就可能影響經濟的再增長。

　　我國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的確為國家帶來了巨額的財富收入，但是以國家名義購買美國的國債卻高達61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達50000萬億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對美第二大債權國，且不說為美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多大的貢獻，但至少沒有用這些財富來解決好我國自己的國內矛盾。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不足積累的巨額

外匯儲備為發達國家“補貼”，另一方面，我國卻不用大幅增長的財政收入，來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拉動內需。

　　盡管經濟繁榮、卻是國富民不富，創造的巨額財富不能用于民生福祉，普通百姓難以在改革中得益，這無疑建立不起真正的“

和諧社會”。目前，我們除了關心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外，還需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在增長與公平等之間，做適度的、得體的選擇。因為“國富民窮”與“民富國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而如何構建和諧社會、防止增長性貧困，更需要相應的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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