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各政府部門最該做的是在為城市低保線以下家庭提供廉租住房的同時，從保護少數地產商利益集團轉向“權為民所用”，采用各種手段重點加大面向廣大群眾的經濟適用房供給

　　□文 高昱

　　前一段開“兩會”，據上會的記者回來說，代表委員們相當關注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上學和看病，幾乎每個發言者都會談上幾句。在這其中，說的最多的還是房子問題。據說正是因如此，經過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把“居民住房”加到“解決得不夠好”、“群眾不滿意”的“涉及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之中。

　　從善如流自然是值得稱贊的政舉，但當我看到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兩會”期間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將廉租住房稱為建設部今年在房地產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我認為，顯然，建設部高官們的耳朵是有特異功能的——只能聽到那些自己想聽的。

　　《北京晚報》上說，十屆全國政協先后有157位委員提出了40多件關于廉租房的提案，“去年政協大會結束當天，建設部部長就找有關政協委員討論這個問題，并進行了一系列的協商座談，廣泛聽取并采納了政協委員的建議。最終建設部提出今年將在所有市縣建立廉租房制度”。按汪部長的話說，到今年年底，所有城市都要全面建立廉租房制度，不然的話要追究當地政府的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2005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西安市原政協主席傅繼德提交了《關于停止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提案，建設部對經濟適用房的態度也明顯變得消極，在回答中央電視臺有關經濟適用房的提問時，汪部長斬釘截鐵的話語馬上變得模糊起來：“要適應于新的情況，研究怎么是最合理的……任何時期都要把它看成過程。”

　　在今年的“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也對廉租房大加贊賞。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央視記者稱廉租房有“四兩撥千斤”之效，比經濟適用房要好，希望它成為主流；《中國青年報》則刊登報道稱，經濟界的政協委員認為，解決住房問題主要靠廉租房。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認為，從全國來看，投入經濟適用房的資源總量很大，但最后建下來，有的經濟適用房小區30%—50%住的都是中高收入人群，甚至還有人倒賣經濟適用房房號謀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和吳敬璉都強調，政府的責任是“居者有其屋”，但不能是“居者買其屋”，是“保證中國國民沒有人住在馬路上”，而不是“保證每個公民都能有自有的住房”。

　　最近，以興建廉租房為各地政府“執政為民”業績的表揚性報道在電視上也越來越多，從天津到西安，從青島到大同，一棟棟漂亮的廉租樓蓋了起來，一批批低收入居民對著攝象機鏡頭說，一平米的月租金才一塊錢，廉租房真好啊，感謝政府“三個代表”、“利為民所謀”等等。有官員滿臉神圣地說：“別的地方租金一塊錢一個月，我們是六七毛錢，他(困難居民)如果還交不出來，我們還可以減半。”

　　我不反對各城市政府給那些特貧的家庭提供廉租房的福利或補貼，但我認為，真正符合廉租申請條件、甚至連一平米每月1塊錢租金都拿不起的特困家庭在城市中是極少數，對于他們的扶持固然重要，但顯然不應該是“政府在房地產方面最重要的工作”。要知道，需要政府提供幾乎等于免費的廉租房救助的特困家庭最多5%，而卻有70%的普通市民家庭抱怨自己買不起房。這其中哪個是主要矛盾，是只憑常識就能做出的判斷。也因此，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房地產業應重點發展面向廣大群眾的普通商品住房。”遺憾的是，不管是建設部部長還是吳敬璉、陳清泰這樣的經濟學家，抑或是郭樹清這樣的銀行家，都似乎沒有聽到從總理到普通市民的這一常識性要求。

　　怎樣讓廣大群眾能夠買得起房？理論上的途徑一是讓廣大群眾的收入增長快于房價上漲速度，途徑二是提供廣大群眾能夠承擔的普通商品住房。但在現實中，這兩種途徑其實就是一個：在市場中提供價格能夠為廣大群眾承擔的商品住房，這些普通住房的供給增大，房價自然會平抑下來，低于普通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相反，如果民眾沒有相對便宜的房子買，供給低于需求，房價自然超額上漲。

　　那么什么是廣大群眾能夠承擔的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房。這一點，只要看看北京每次經濟適用房社區放號時，那些成百上千自帶帳篷、棉被和干糧在樓外徹夜守候的市民就再清楚不過——這就是民眾用腳投出的一票，這就是市場造就的真實需求。要真是學好“三個代表”和“利為民所謀”，各政府部門最該做的是在為城市低保線以下家庭提供廉租住房的同時，從保護少數地產商利益集團轉向“權為民所用”，采用各種手段迅速加大經濟適用房供給。很明顯，這才是真正的“以四兩撥千斤”。

　　確實，自1998年首批經濟適用住房項目在北京出現以來，因為政府免去了所有的附加收費而以成本價出售，該市場一直處于供求嚴重失衡的狀態，的確滋生了不少問題，比如經濟適用房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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