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楠

　　近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1001元，比上年增長14.4%。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我國的工資分配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顯示，1998—2005年，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收入在保持了13.7%的快速增長的同時，波動幅度控制在4.4個百分點以內，實現了較為平穩的快速增長，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是同步的。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從解決民生問題入手，在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醫療、住房、教育、就業上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在農民工待遇以及普通職工工資過低等問題上傾注了很大精力，已經取得效果。”東北財經大學教授寇鐵軍表示，國家從注重公平入手，采取的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及提高最低生活費等民生措施，對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比重是有效的。在政府繼續加大解決民生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的大形勢下，未來我國職工平均工資上漲幅度繼續增大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工資分配不平衡是突出問題

　　但是，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后，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寇鐵軍提醒我們，當前我國工資的增長是在長期低水平上的增長，是在絕對工資額相當低下的基礎上的增加。而且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轉軌和經濟結構調整等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工資差距拉大的現象逐漸凸顯。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宜勇告訴記者，隨著近期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農民增收幅度較快，但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盡管工資性收入在不斷增加，但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仍然過大。具體表現在，一是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倍左右。二是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2005年最高10%與最低10%收入戶的人均收入之比為9.2倍，比上年擴大了0.3倍。三是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2005年，農村高收入戶人均純收入與低收入戶人均純收入之比為7.3倍，比上年擴大了0.4倍。四是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2005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在前5位的均位于東部地區，排后3位的均位于西部地區。

　　另外，工資分配格局不平衡也是收入分配過程中的突出問題。發改委的報告顯示，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偏低，2005年只占到10.91%。城鄉居民之間的工資收入所占比重很不平衡，2005年，43%的城鎮人口獲得了83.4%的居民工資性收入，而57%的農村人口只獲得了16.6%的居民工資性收入。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不同經濟類型之間的職工工資分配格局不盡合理。2002年以后，受行業門類劃分的影響，平均貨幣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行業的收入之比進一步擴大到2003、2004和2005年的4.63∶1、4.60∶1和4.88∶1。

　　以北京市為例，2006年北京市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6097元，比2005年的32808元提高了將近4000元。但是，全市職工平均工資達到36097元及以上的職工人數比重為39.3%，沒有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人數占60.7%。部分國有、集體企業，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其工資水平在低位徘徊或增長比較緩慢，尚未達到平均水平。

　　此外，工資分配不均衡在行業間表現尤為突出。發改委的報告明確表示，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別。1990—2002年，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以及電力煤氣等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采掘業、建筑業和農林牧漁業等行業。這種情況在北京表現更加明顯，2006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較高的行業中，

證券業、銀行業、

航空運輸、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10萬元。而職工工資水平較低的行業中，家具制造業、餐飲業不足1.9萬元，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塑料制品業不足1.6萬元，保安服務業年平均工資僅9000多元。

　　縮小收入差距財政大有可為

　　如何改善我國工資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寇鐵軍教授認為，財政作為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對于促進分配公平起著重要作用。

　　促進收入結構優化，財政措施可以從收入的形成環節入手，在分配環節發揮不同強度的調控作用。

　　第一次分配要注重發揮財政的保障作用，主要圍繞如和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首先，應打破壟斷，逐步放開市場準入條件，除涉及國家安全、自然資源等領域外，對處于壟斷狀態的行業何部門應通過改革創造開放競爭的格局，促進商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通過適當方式將行業或企業壟斷利潤收歸國有，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產品及服務定價，嚴格實行價格聽證制度。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指導，使其收入分配與市場接軌。其次，要為各類企業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財稅政策環境。第三是加強教育機會均等化的財政支持。

　　第二次分配主要發揮財政直接調控作用，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參與收入形成過程。通過加大財政支農投入，縮小城鄉差距。完善轉移支付，縮小地區差距。完善稅收體系，健全社保體系調節收入差距。

　　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財政的間接導向作用，完善對于捐贈的財稅優惠政策，扶持鼓勵各項慈善事業發展。

　　在楊宜勇看來，中國必須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如果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重達到50%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至少要降到0.36。他認為，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辦法不能是簡單地提高工資，這里有一個市場約束問題，而就業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辦法。另外，要進一步完善關于個人的稅收征管工作，通過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農村扶貧工作力度，將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轉移。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容”和中等收入階層的形成要靠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市場效率與社會公正相協調的政策，需要賦予勞動者和其雇主分享利潤的權利，需要稅收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調節，還需要教育與再教育體系對人力資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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