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主持人：黃月平

　　話題緣起：

　　近年來，就業、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07年“兩會”最大的熱點和亮點之一就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民生問題。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期，民生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的根源是什么？當今的民生問題具有哪些時代特征？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請看專家的評說——

　　從民本位到人本位的歷史性轉變

　　主持人：在我國歷史上，也不乏重視民生問題的傳統，那么，該怎樣正確認識這個傳統？我們今天重視民生問題，跟過去有什么不同？

　　鄭功成：民生問題的解決程度決定了社會進步程度和政權興亡。中國自古以來就將“民生”與“國計”相提并論，民生問題一直與國家發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尚書·五子之歌》中所說的，它構成了儒家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業》指出“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左傳·莊公三十三年》強調“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孟子·梁惠王下》則提出“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盡天下》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議論，亦客觀反映了古代先賢對民生問題的重視。

　　然而，翻開歷史典籍，卻發現民生問題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很少受到過真正的重視，反而，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國歷史的一種常態，官本位的文化更是積淀得深厚，且異常深厚。只有到了新中國成立后，民生問題才真正受到關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即是毛澤東同志倡導并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的，但遺憾的是“文革”等政治動亂和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國家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獲得發展，解決民生問題的成效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并不很大，所以，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依然是共同貧困的局面。改革開放20多年來，民生問題受到普遍關注，20多年改革開放的進程，其實就是不斷重視民生、改善民生的過程。小平同志對此有很多講話，其中明確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是非得失的重要標準，強調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更是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享，利為民所謀”日益深入人心。我們看到并正在體驗著我們國家從官本位到民本位，從民本位到人本位的歷史性轉變，這種觀念的變革和發展理念的革新，正在引領著我們國家邁向現代、文明、進步的全新發展階段。

　　時代變化催生民生問題

　　主持人：跟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相比，誰也不否認，國家富強了，民生也不斷得到改善，可為什么計劃經濟時代民生問題不突出呢？該如何看待民生問題的時代特征？

　　王長江：在當今時代，民生問題越來越尖銳地擺到執政黨的面前，是因為新的時代環境向執政黨提出了新的要求。眾所周知，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各種各樣的復雜原因，我們照搬了蘇聯那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不能否認搞計劃經濟有當時的合理性，但是實事求是地說，計劃經濟對民生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在實踐上是缺位的。最為明顯的一點是，計劃經濟在宏觀上強調公眾的整體利益，微觀上實際否定人們的利益，把人們對利益的正當追求看作洪水猛獸，看作“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著資產階級”的溫床，因而對人的利益是忽視的。這樣，抽去了個人利益的“人民利益”便成了空洞的概念。從這個角度講，計劃經濟時期民生問題不突出，更多的是因為民生問題受到了人為的壓制。

　　今天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改革開放的革命性意義就在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那種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礎上的經濟政治模式，而把承認和發展人們的利益作為思考問題的基點。利益促生了人們的自主意識和獨立意識，大大提高了人們維護和發展自己利益的自覺性。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同時，市場經濟促進了利益分化，也就使各種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并且變得比過去要尖銳得多。面對這些矛盾和利益訴求，執政黨必須去關注，去研究，去積極解決。關注民生，對執政黨來說，就是勇于擔起自己的責任。

　　另外，我還認為民生問題成熱點，和新興媒體的發展也有關聯。媒體發展給執政者帶來的影響是兩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信息流通更便捷，信息內容更全面，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地多元化了。另一方面，媒體傳播有自己的規律，起著放大的作用。一些原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各種現代傳播方式的傳播，可能變成了問題；一些原來很平常的問題，一經媒體介入，可能變成了人人關心的大問題。

　　鄭功成：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使民生問題在持續發展。解決了原有的民生問題，又會出現新的民生問題。經濟社會越是發展，民生問題的內涵和外延就越是會擴展。跟計劃經濟時代相比，當今除更加突出地顯露出教育作為民生之基、就業作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為民生之源、社會保障作為民生之安全網的重要性之外。還有民主與社會和諧，從物質到精神，從精神到政治、文化，民主與法制，體面與尊嚴，都已經成為必須考慮的重大民生問題。

　　市場化和全球化也正在放大我們國家的各種民生問題。市場化能夠帶來效率，但它不會自動實現社會公平，市場機制失靈所導致的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可能走向極端，從而使生活中的風險劇增，最顯著的風險就是失業風險，這是計劃時代沒有的，還有收入分配方式的變化等等，從而實際上是放大了個人和家庭的風險。全球化在給我們帶來可能躋身世界先進國家機遇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難以完全控制的全球風險，比如金融風暴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進而影響到就業與收入及財富的積累。全球化對一個國家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負面的效應很可能就放大一個國家的民生問題。

　　社會發展的結構失衡與社會政策的短缺帶來民生問題

　　主持人：現階段民生問題如此凸顯，是制度設計不合理，還是社會政策不到位？

　　汪玉凱：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目前我國民生問題的凸顯，除了經過近30年的快速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利益格局所發生的變化等多種原因之外，也與我們社會制度與政策的失衡與短缺有關系。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回顧我國過去近30年的發展，其發展結構有明顯失衡的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這三者之間是一個失衡的狀態：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相對緩慢，政治發展明顯滯后。這種發展結構本身的不合理或失衡，使得民生問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體制、制度、機制方面的問題，非但得不到及時的解決，反而越積越深，最終都以民生問題的形式凸顯出來。

　　第二，造成目前民生問題的凸顯還與我們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面的制度短缺有關。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建立起比較健全、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蓋范圍很小，主要在城市，包括醫療、社會保障等，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事實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這些農民工收入很低，人在城市，仍然過著農村人的生活。過去他們一家一戶在農村，主要靠自己養老，自己保障，對國家社會保障依賴度低，但進城以后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要面對城市的物價、醫療、教育方面的高收費，而他們的收入絕對支撐不了這樣的生活，抗風險的能力很差，這就使這些弱勢群體在客觀上對國家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賴，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卻還不能給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第三，民眾缺少基本的利益表達途徑。我們知道，民生問題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能力、機制等都有直接的聯系。公共政策制定的時候，如果弱勢群體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就會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他們的利益受損以后又找不到正常的表達形式，這樣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很顯然，中國目前民生問題之所以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與民意表達不充分，我們的公共政策制定系統中，缺乏系統的糾錯功能，也有直接的聯系。

　　民生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主持人：應當說，民生問題是個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但黨中央和政府為何如此凸顯民生問題，您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

　　汪玉凱：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政策環境下，民生首先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面思考和解決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了的。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這些看起來屬于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它后面直接關聯的，是與政府的公共服務有關。一個政府行為規范，公共服務意識、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強，圍繞民生問題反映的社會問題也許不很突出。因為政府的行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眾的認可。反之，則可能是另一種狀況，所以，我們說民生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和行為問題，這實際就上升到了政治層面。

　　第二，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定時期社會的公平、正義有密切的關系。如果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度比較高，即使這個社會的經濟能力有限，社會利益分配得比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聲還不至于很高；如果說這個社會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社會利益分配又明顯不公，即使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了，民眾的呼聲仍然會很高，甚至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過去近30年的改革開放，廣大民眾確實從改革中獲得了實惠，但為什么到今天，民生問題如此凸顯，并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這種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個國家和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有關。就是說，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當不得當，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經濟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種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著政府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理念，也反映著一定時期政府的政策導向，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體現。因此，圍繞民生的制度安排，絕不僅僅是一個制度設計的方法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價值的取向問題。

　　不能把解決民生問題僅僅歸結為物質利益需求

　　主持人：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您認為除關注人們的物質利益外，還應注意什么問題？

　　王長江：一談到民生，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衣食住行問題。這沒有什么錯，畢竟人首先是生物人。但是，思考民生問題，卻不能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精神利益的追求，將會隨著基本物質需求的滿足，在民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近年來，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件中，有些有大量人群卷入的案例，參與者并非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當事人，而是“無直接利益者”，因而被一些學者定義為“無直接利益沖突”。這種沖突通常由人們對一些公共權力掌握者的不滿累積而成，說明人們已經越來越關心自己的政治利益，相應地也越來越關心政治體制的運作。我們看民生問題，需要從這個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何從政治層面上來解決民生問題

　　主持人：既然民生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那么，應如何從政治層面上來解決民生問題？

　　汪玉凱：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解決民生問題，除了從經濟、社會層面思考以外，必須從政治層面給予高度重視。我們可以做的事情至少有三個：

　　第一，要下決心改進中國的公共政策制定。我們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部門主導。這種由部門利益主導的公共政策過程，很可能導致部門利益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具體說，目前我國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不管是立法機構立法，還是行政性法規的制定，一般都是由部門拿出最初的調研和立法方案，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部門利益博弈的過程。在這個利益博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對公共利益的博弈，而是對各個部門利益的博弈，最終博弈的結果，極有可能是各個部門都能得到關照，不要使部門利益受損，最終出臺的這個政策，甚至可能是一個部門利益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的產物。所以，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不首先解決公共政策制定問題的話，其他問題很難真正得到解決。

　　第二，強化民生問題的制度安排。只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產生合理的制度。2006年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標志我們在制度層面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第三，要真正解決民眾的利益訴求和表達的問題。要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敢于讓老百姓說話，給他們充分表達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要通過一定的民主程序，一定的表達形式來維護的。特別要重視弱勢群體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聲音。在我們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分為高端和低端，也可以叫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端是民主政治改革，我們不能光在下端進行改革，關鍵要解決上端中的民主政治問題，這方面的問題在我看來更具有根本性。

　　主題延伸：

　　鄭功成說四大民生問題

　　“教育是民生之基”

　　教育是國民立足社會和國家發展的基石。維護教育的公益性和發展的均衡性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內在要求。要努力提高國民素質，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就業是民生之本”

　　就業是解決國民生計的根本。有就業就有收入來源，有收入來源就意味著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解決就業問題是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分配是民生之源”

　　分配是國民維護基本生存與發展的財富源泉。社會分配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求全體國民合理分享改革發展成果。適當提高勞動者的收益，增進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倡導公眾承擔社會責任，發展慈善公益事業。

　　“社保是民生之安全網”

　　社會保障是解除國民各種生活后顧之憂的根本保證，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來為全體國民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和穩定的預期，是我們面臨的緊迫任務。

    話題嘉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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