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杰

　　在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固定資產投資由“過快”向“過熱”轉化的勢頭得以扭轉，實體經濟運行重新轉入平穩較快發展的軌道。但是，隨著外貿順差的持續擴大，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凸現。受投資調控政策的影響，大量的資金改變流動方向，迅速向資本市場(特別是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集結。

　　從邏輯上講，國際收支失衡是國內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因此，調整收支結構是根本；但是從治理順序上講，兩者必須同時進行，否則，資產泡沫化很可能會發生在國際收支被改善之前。

　　我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表現是“雙順差”。從一般貿易順差來看，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商品便宜，具有市場競爭力，而造成我國商品價格低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我國商品的生產成本較低，包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低、資源性產品和能源的價格低，以及資金的價格(利率)低等等；另一個原因是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

　　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最終目的是要維持國際貿易的基本平衡，對此，許多人開出的藥方是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國內要素價格不能反映其真實成本的情況下，猛然升值的后果是，在繼續用國內資源無償補償國外消費者的同時，主動通過匯率調整削弱了本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單獨大幅升值不可取。

　　另一種方案是在人民幣小幅度升值的同時，進行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把我國商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商品價格提高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市場水平。 其結果是我國商品本身的生產成本提高了，并且由于貨幣比值的變化，產品總體價格也會上升，市場競爭力下降，最終也達到了平衡外貿收支的結果。

　　但是，問題沒有這么簡單。2003-2006年，我國外匯儲備新增額為7798.9億美元，而同期的貿易順差額為3369.5億美元，僅占43.2%，同期的非貿易順差外匯流入則占到了56.8%，為4429.4億美元，在我國利用外資增速持續下降的情況下，這些外匯相當一部分是熱錢。央行為此需要投入超過3.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按5倍的貨幣乘數計算，形成了18.2萬億元的廣義貨幣，可見非貿易順差的外資流入，是我國貨幣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原因。同時，快速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要素租金溢價并沒有使國內的要素所有者得到好處：勞動力工資上不去，環境污染等實際社會成本遠高于企業會計成本，最終結果是，國內消費啟動不起來，資源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不了。

　　很明顯，“小步快跑”的升值策略從出發點來講是好的，但后果并不理想。因為大量的套利資金所形成的

人民幣升值壓力已經大大超過了人民幣實際的升值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大大過頭，然后會隨著國際游資的迅速撤離，轉而大幅貶值，并且就當前我國的貨幣存量與GDP比例水平來看，人民幣大幅貶值的空間還非常大。

　　第三種對策是穩定匯率，加快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力度，在我國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實際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波動幅度。屆時，由于產品實際成本的適度上升，人民幣升值的實際空間有限。并且由于沒有持續升值的政策性預期，進入國內的熱錢總量會較小，相應的升值壓力也小，升值幅度會更加科學合理。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一般商品市場化改革基本到位，但是，部分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卻嚴重滯后。盡管可以在特定歷史時期迅速把國內產品推向國際市場，但是，當匯率壓力增大，并且貿易順差在事實上引起國內流動性過剩風險之后，“兩害相權取其輕”，主動提高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不失為上策。

　　事實上，由于當前緊縮導向貨幣政策的回旋余地已大大減小，從戰略的角度看，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肯定要升值，這也是既定的前提；但是從戰術的角度來看，要先穩住匯率，讓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充分到位以后，然后再考慮實質性升值。從這個角度講，政策性穩定匯率的時間，也就是我國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的最后時間，同時也是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的寶貴時間。換句話說，與其讓本幣升值提高我國商品的成本價格，不如讓國內的要素所有者得到這塊利潤，最終同樣能夠達到倒逼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并且還有利于啟動國內消費。

　　綜上所述，我認為今后在人民幣升值方面，不要再宣傳“小步快跑”，而應實質性加強浮動黏性，弱化升值預期。當前，成品油、天然氣、水(包括污水處理)、電等領域的價格改革已經納入了國家有關部門的改革日程，“資源稅”、“環保稅”和“

燃油稅”也應迅速納入日程，此外，政府應加大對最低工資制度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情況的檢查和監督力度。“民工荒”的實質不是可用農民工總量的減少，而是農民工工資談判“話語權”的缺失，這里反映了政府職責的缺位。當前的改革形勢刻不容緩，政策出臺的速度要快，這樣才能爭取主動權。

　　此外，我國的股市規模與國外相比，還比較小，應穩步發展

股票市場，加快發展債券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期貨市場。通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多層次、多方面吸收流動性。

　　當前，對人民幣升值的主流看法是“小步快跑”。但是，筆者主張先穩定匯率，在快速實施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改革以后，再實質性地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換句話說，與其讓本幣升值提高我國商品的成本價格，不如讓國內的要素所有者得到這塊利潤，最終同樣能夠達到倒逼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并且還有利于啟動國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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