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國務院近日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十一五”期間要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服務業準入制度，鼓勵社會資本投入服務業，發展非公有制服務企業。凡是未明令禁入的領域都要向社會資本開放，凡是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都要向內資開放，在電信、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

　　意見突出了公平與開放二詞。所謂公平，是指對內資外資、國資民資一視同仁，打破行政分割和地區封鎖，在進入電信、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實施公平準入；所謂開放，是指將服務業國有資本集中在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能夠向民資外資的領域全面開放。該意見如果能輔之以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將成為民企突破壟斷鐵窗、登陸諾曼底的第一塊灘地。

　　一項政策的出臺首先有其現實考慮，加快發展服務業同樣如此。

　　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集社會資源大力發展重化工業，雖然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對就業拉動不明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7年《財經藍皮書》，2005年中國服務業勞動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僅為31.4%，而且大部分分布于勞動密集型產業。

　　一個發達的工業體必定有發達的服務業與之匹配，目前，全球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0%以上，主要發達國家達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國家也達到了43%的平均水平。而我國雖然近些年服務業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但2005年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40.2%。服務業規模小質量低，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市場所急需的中介評級、財務增值服務等付之闕如。我國在承接軟件外包、世界風投公司的技術分析外包等各方面的能力，與印度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

　　基本建設與社會保障領域由國資全封閉運作，使政府不勝負荷，僅鐵路建設資金一項，到2020年就需要2萬億元資金，有關部門融資不力、作風官僚，政府財政占90%以上，獨木難支。

　　我國的工業發展缺乏現代服務業的支撐，雖然有煤炭等資源，但從評級、定價到運輸都存在障礙，我國的工業產品過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國服務業的落后，市場經濟的落后，由于服務業以民企為主，也折射出民企地位的低下。沒有市場化的突破、服務業的高水平提升，我國經濟只能在來料加工以及重化工業的壟斷化的泥潭中打轉。去年年底，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胡景巖就說，“中國應當像當年把握制造業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那樣，來把握當前服務貿易轉移的機會�！�

　　但發展服務業是知易行難之事，首先是要取消歧視性政策，對所有資本一視同仁，這有賴于主政者的勇氣與智慧。

　　在這方面我們曾有前車之鑒。國務院曾于2005年公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解放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通稱為“非公36條”�！胺枪�36條”公布兩年有余，落實情況不盡人意，甚至出現了口頭上呼吁非公經濟的國民待遇，卻在某些行業不斷加高準入門檻的現象，部門利益與單位利益牽絲絆藤，導致一些政府部門口不應心。

　　另一個教訓是一些政府官員缺乏對于市場、民企的根本信任。此次全國服務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發展改革委，負責日常工作。

　　這顯示了政府對發展服務業的高度重視，但由于發改委的傳統角色所限，如何避開行政對于市場的干涉，是眾目所矚�，F代服務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部位，尤其是金融、物流等現代服務業，講究的是生產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動，而后根據區位優勢形成各地各有特色的服務行業。在政府的統領下，要避免全國一刀切，各地政府“跑部”發改委、

　　經濟改革是在給各方力量重新設定功能，重在功能性變革，此次意見強調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大方向非常正確，關鍵是在具體手段上也應隨之而行，放大市場選擇權，逐步削弱政府部門對于經濟的主導權，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意見提出要“深化電信、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改革”，“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應該指出，投資主體多元化不等于市場化，資源性壟斷國企上市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不等于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當初鐵路行政壟斷嚇退了民企投資者，農信社的股東有入股權無發言權，傳統行政壟斷部門將投資主體多元化當作融資甚至是斂財手段，這是功能未變之弊。

　　無論如何，意見顯示了決策層的清醒與明智，他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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