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董碧水 《觀察與思考》記者 馬小真

　　“超生新貴”已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重視。浙江人大代表認為，有錢就能超生，這說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還不夠完善，還有調整和修改的空間。

　　在浙江之后，不少省市也相繼推出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2月28日，國家計生委表示，對富人、名人超生將處以重罰，除加大經濟處罰力度外，當事人還將被記入不良記錄名單，不能參加各類獎項的評選等。

　　對于決策層下決心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輿論普遍表示出贊賞的態度，認為這將削弱先富階層的特權，回歸生育公平的底線。但也有評論指出，對富人、名人超生加大懲罰力度將造成一種新的不公。此外，公開曝光、不允許參加評獎等做法，也涉嫌侵犯公民權利，并不妥當。而一些基層的計生干部則擔心，富人、名人的影響力，是否會讓懲罰措施形同虛設？

　　“對于有錢人而言，幾萬元與幾十元萬的社會撫養費猶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繼續單純以提高社會撫養費數額作為嚴懲富有階層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一位基層計生干部告訴記者。除了收取其“社會撫養費”之外，對于超生者，按照法律法規規定，還有一種行政處罰的方式，即由單位對超額生育者予以紀律處分，例如調職、降職、減薪等。但目前社會上的“超生新貴”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限制，而且許多人就是老總，所謂的處罰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約束力。

　　法律人士認為，名人、富人“不怕罰”的背后，實際上也是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無奈。

　　“目前，沒有法律條款來對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處以刑罰。”浙江萬馬律師事務所吳春黎律師說，因為刑罰只是針對于那些實施了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的人，而對于超生，涉及的應該只是一種有關倫理道德的個人行為。解決這個目前較為突出的社會現象應該謹慎，若不然，重典重治不但解決不了存在的問題，反面可能將法律陷于尷尬的境地。

　　“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現象，不應僅限于‘打壓’。嚴懲也不應成為制止富人、名人超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律師馬林認為，解決富人、名人超生問題，最終要靠綜合治理，除從完善法律法規入手，考慮用更多的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罰款式處罰”進行補充外，還要用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

　　“只有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馬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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