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來日本的時候，我很奇怪為什么出租車司機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后來，同事給我解開了疑惑——這些老頭都因為退休在家閑著無事，加上退休金比較少，所以出來掙些家用。在日本，開出租是個清閑的活，但收入并不高。因為龐大的地鐵交通使得這些出租車白天生意非常冷清。我經�？吹剑�許多出租車每天都等在一些研究所和大公司的門口，只有晚上地鐵關閉之后，生意才有所好轉。不過，他們有了這些微薄的收入，就能與日本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持平。日本的超市也一樣，營業員基本上都是一些50多歲的老大媽，很少能看到年輕的。

　　這些現象都與中國現今的社會存在很多出入，于是也就引發了我對工資結構、人才配置與經濟增長的興趣和思考。為什么日本人的工資普遍很高，而且還相當均勻呢？正巧國內正在呼吁壟斷行業限薪，說明現在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相當明顯了。那么，中國和日本的工資結構哪種更好呢？是不是還存在更好的工資結構？而不同的工資結構，又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后果？

　　高素質人才會增加尋租機制

　　或許大家對壟斷行業高工資的危害，還僅僅停留在社會的公平感和正義感之上，這還只是比較靜態的認識。如果長此以往，就很有可能會扼殺整個社會生產發展的動力。

　　

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安德瑞·史萊弗(Andrei 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維什尼(Robert Vishny)就專門研究過這一問題。他們認為，人才是沿著工資的方向往上流動的。一旦社會中出現了某些行業高工資，大批高素質的人才就會向這些行業流動，直至飽和為止。

　　很顯然，如果這些高工資的行業是那些富有創新潛力的高科技行業，那么高素質的人才流向這些行業，就會大大增強這些行業的科技研發能力，形成一個創新性很強的社會結構和持續的經濟發展態勢。

　　但是，如果這些高工資行業是壟斷行業，情況又會如何呢？史萊弗和維什尼教授認為，這將形成一個典型的尋租性社會——稍有能力的人都想擠入到這些壟斷行業中去，社會上再也無安心投資生產之人，大家都想從尋租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原因很簡單，因為這里的工資要比其它行業高得多，而且在缺乏必要法律強制之下滋生的腐敗和尋租行為橫行，使得他們的收入來得更加簡單，數額也呈幾何級增加。我們很容易想象，連高素質的人才都配置在這些尋租性的行業，那么憑借他們的聰明才智，無疑會更增加這些尋租機制，而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生產機制，將陷于癱瘓之中，整個社會則往一個更差的均衡點演進。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則用俄羅斯轉型改革來論證了這種危險性。按照俄羅斯“私有化之父”安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等人對俄羅斯改革的“偉大構想”，一旦把那些還沒有界定清楚的巨大社會財富進行私有化，就會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中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他認為，一夜之間獲得財富的富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很有可能會延伸出各種法律制度，從而使得“大爆炸”(the Big-Bang)之后的俄羅斯重歸法治穩定的社會結構。

　　但是，根據斯蒂格利茨教授和霍夫教授對俄羅斯最近十年的觀察，丘拜斯的構想不僅沒有實現，混亂反而更加嚴重。因為那些一夜暴富的人，都是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高級官員，或者掌握企業經濟命脈的精英分子。而丘拜斯認為，這些精英掌握了社會財富，也必然會有保護的動機和激勵，但他沒有想到，這些精英還想得到更好的出路，他們一方面通過勾結地方政府獲得更多特權，或者以更加低廉的價格獲得優良的石油開采權；而另一方面，他們則繞開外匯管制把大量的財富轉移到國外。這就是當代精英治理下的俄羅斯現狀——資本家致力于更大的特權和財富轉移，更多人企圖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涌入到尋租行業中。

　　很顯然，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感和敵意的不斷增加，更為糟糕的是，扭曲的工資結構還將扼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人人都將無心于生產性活動。

　　那么，什么樣的工資結構是最合理的？最優秀的一流人才應該配置在哪里呢？

　　日本為啥較量不過美國

　　在和日本同行交流這個問題時，他們一致認為：一流的人才應該留在企業，因為那是國家創新發展的動力源；二流的人才應留在大學，因為教育同樣關乎國家的長期發展；而三流的人才，則該留在政府和各種公共事業部門。這是一個最佳的社會人才配置結構——但有悖于與中國一直以來的精英社會治理思維。

　　把一流的精英人才留在公共部門是一個機遇，更是一種危險。從世界各國的發展來看都是如此。美國是當今世界格局中百年屹立的霸主。它長久不衰的經濟增長奧秘，相當程度上就在于有一個龐大的精英體系在支撐著它的經濟體制，使其擁有良好的國家創新能力。而在美國的大學和政府機構，集中的未必就是美國最頂尖的人才。前幾年網絡上流傳的一個惡搞FLASH笑話，是說美國總統小布什的智商是歷屆總統中最低的一個，高中大學時的學習成績平平。但就是這樣的政治領袖，卻引領著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如果沒有在企業界從事科技和市場開發的一流精英作為支撐，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戰后的日本走的則是另一類型的社會結構。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強調收入的平均化，一個從事計算機研發的技術人員與同年齡段的清潔工之間的收入差別可能并不大。這樣的報酬結構，導致人才流向每個部門的人數基本上一致。雖然日本人引以自豪的“一億中流”社會可能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壞。而在數次的較量中，日本都遜色于美國。這一方面與歷史、地緣政治有很大的關系，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這種工資結構決定著日本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突破性技術創新。沒有這些突破性的技術創新，也就失去了強國的有力保證。再何況，日本也沒有美國、俄羅斯那么豐富的礦藏資源，經濟戰略的緩沖腹地非常狹小脆弱。

　　最為糟糕的是那些倒掛的社會結構，高收入把社會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務性的公共部門或者各種壟斷行業之中。這些精英有既能創造出經濟奇跡的能力，同樣也有比一般人更強的摧毀經濟的能力。因此，腐敗、貧窮、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等等，都是這一類型社會結構的常態。毫無疑問，這種社會結構是極度危險的。但擔心的是，如果任壟斷行業高工資發展下去，會將轉型的中國引向這一倒掛的社會結構，扼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從而使得我們的改革事業前功盡棄？

　　(作者簡介：陳宇峰，經濟學博士，早稻田大學21COE-GLOPE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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