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新論■陳宇峰

　　2006年，對于中國的轉型改革來說，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收入分配問題重新回歸中國的社會現實生活，成為老百姓最關注的熱點話題。央企紅利與高工資、社會的貧富差距過大等等，都是我們轉型制度設計中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些都表明，第一階段的經濟制度改革已基本收尾，第二階段經改開始啟動，圍繞調節收入分配的政治制度改革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壟斷行業的高工資，是那些不受節制的壟斷特權的產物。2006年，中國銀行業的經濟效益一片紅，全年的收益率在50％以上。但是，就是這種情況，銀行還強行向儲戶的基本服務項目收取銀行卡年費、跨行查詢費等等。盡管它們一再宣稱這些都是與國際接軌的標準行為，但對民生有如此影響力的收費項目竟然在沒有任何正式法律的監督與審核程序的情況下就順利開展了。根據年前國家發改委召開的一次吹風會透露，今年水、電、煤氣的價格也要全面上漲，以扭轉這些企業的虧損情況。但實際上，這些壟斷企業的高工資已經占據企業的大部分成本支出。有媒體報道，一個普通抄電表工的年收入都已經超過了10萬。若此情況屬實，那么其他人的工資將會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數字。維持如此高的工資支出，無疑會將企業一步一步地逼向破產的邊緣。但中國的壟斷行業是比較特殊的，一方面它們可以向中央財政要求更多的補助，而另一方面擁有不受節制權力的壟斷企業也可向下游的消費者索取更高的價格，以增加收入來源。對于擁有龐大消費人群的中國來說，后一招往往比前一招簡單有效多了，惟一受損的就是那些幾乎沒有多大談判能力的中國老百姓。在收入沒有得到相應增加的前提下，生存壓力不斷增加，這對于本不富裕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按理說，這些壟斷行業的企業應該維持一個低收費、低利潤的運營狀況，超出的利潤應該收歸國家所有。國家再以各種轉移和補貼的形式來增加公共產品投資，以彌補社會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等各種問題。但改革之后的情況則是，這些壟斷行業基本保持高收費、高利潤的狀態，這些利潤也沒有上繳國庫，大部分留存企業內部。名義上是作為企業再投資發展之用，實際上，都被分割為紅利，分給員工。“央企紅利”的存在，使得同樣的國家公職人員，同樣的工資標準，收入卻有天壤之別。

　　為什么在同樣的努力和能力結構下會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呢？這還只是一個靜態的認識而已。實際上，長此以往，很有可能遏止整個社會的發展動力。對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工資懸殊的危害性，

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安德瑞·史萊弗做過專門研究。他認為，人才的流動是沿著工資的方向往上走的，一旦某些行業出現高工資的時候，大批高素質的人才就會向這些行業流動。很顯然，如果這些高工資的行業配置給那些富有創新潛力的高科技行業，那么高素質的人才流向這些行業之后就會大大增強這些行業的發展，形成一個創新性很強的社會結構。但是，如果將這些高工資的行業配置給壟斷行業，情況又會如何？史萊弗教授認為，這就會形成一個典型的尋租性社會，人人都想擠入這些壟斷行業。由此，我們很容易想象，連高素質的人才都配置在這些尋租性行業，那么憑借他們的聰明才智無疑會更加增強這些尋租機制，而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生產機制將陷于癱瘓，整個社會則往一個更差的均衡點演進。

　　筆者的一位老師也曾告訴過筆者，一流的人才應該留在企業，因為那是國家創新發展的動力源；二流的人才則留在大學，因為教育同樣關乎國家的長期發展；三流的人才則應該留在政府和各種公共事業部門。這是一個最佳的社會人才配置體系，但與中國人一直以來的精英治理思維有很大的出入。精英留在公共部門是一個機遇，更是一種危險。從世界各國的發展來看，也是如此。美國長久不衰的經濟實力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有龐大的精英群體支撐，美國有良好的創新能力，使其永葆競爭活力。戰后的日本呈現另一種社會結構。注重團隊合作的日本人非常強調平均化，一個從事計算機研發的技術人員與同年齡段的清潔工之間的收入差別可能并不會很大。這樣的報酬結構，導致人才流向每個行業的人數基本上一致。這樣的收入結構并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壞的，從而導致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但在數次的較量中都遜色于美國，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最糟糕的還是那些人才倒掛的社會結構，把社會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務性的公共部門或者各種壟斷行業。這些精英既有能創造出經濟奇跡的能力，同樣也有摧毀經濟的能力，而且他們的摧毀能力要比一般人更強。因此，腐敗、貧窮、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等等都是這一類型社會結構的常態。毫無疑問，第三種社會結構是極度危險的。因此，我們擔心的是，如果任壟斷行業高工資發展下去，會不會將轉型中的中國引向這一倒掛的社會結構，扼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從而使得我們的改革事業前功盡棄呢？

　　那么，如何改變壟斷行業高工資的現象呢？不少人認為，可以限制這些壟斷行業工資的上漲幅度，也就是限薪。但這只是一招只“堵”不“疏”的辦法，治標不治本。要想做到標本兼治，我們就要有“疏”和“堵”結合的辦法。那就是盡快建立對壟斷行業的監督和審核機制，以防這些企業在毫無節制的權力驅使下對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老百姓再下狠手。只有堵住壟斷企業盲目增加收費的權力沖動，才能使得企業把更多的壓力轉移到內部，關注內部員工的高工資問題。只有有了生存的壓力和危機，那些養尊處優的壟斷企業才會關注企業的經營效率，而不是想方設法地進行各種尋租活動，一個富有國際

競爭力的國家創新體系也才能真正建立。

　　（作者現為早稻田大學21ＣＯＥ－ＧＬＯＰＥ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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