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戈敏

　　商業賄賂是行賄人為了獲得交易機會或獲取超額利潤而對潛在的交易方進行賄賂的行為。從市場經濟學的觀點來說，在一個消除了經濟外部效應的有效的市場環境中，商業賄賂沒有生存空間。商業賄賂與經濟的外部效應環境兩者存在高度的依存關系，并以經濟的外部性環境為其生存的基礎。公共領域因其所固有的不排他特征而存在經濟的外部效應環境，政府采購的公共屬性導致政府采購活動存在經濟的外部效應環境，政府采購的公共屬性內在地決定了政府采購活動容易產生商業賄賂。

　　外部效應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外部不經濟現象會導致市場效率的損失從而加大社會與公共的成本。商業賄賂也會破壞市場競爭從而導致效率的損失從而加大社會與公共的成本，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商業賄賂實質上是外部不經濟的一種現象，商業賄賂與外部不經濟效應兩者是個別與一般的關系。政府采購成本或政府采購活動經濟性因此而與商業賄賂高度關聯，因此，發生在政府采購活動中的商業賄賂必然以政府采購成本的提高和政府采購活動的經濟性的降低為結局。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采購成本和政府采購活動的經濟性狀況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商業賄賂在政府采購的活動情況。通過對政府采購成本和經濟性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了解政府采購活動中的商業賄賂的跡象及其對政府采購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作用

　　采購經濟性就是采購所得效用量與所投入的采購成本的比率。用公式來定義即：采購經濟性 = 采購量 /采購成本。由于采購所得效用量不僅涉及到數量而且涉及到主觀評價因素，目前尚無法解決效用的評定標準問題，且影響采購所得效用量的因素眾多且許多因素與本文的主題關系不大，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同時為了將分析重點集中于與商業賄賂又關聯的采購成本上，在此設定一個單位的采購量等于一個單位的采購所得效用，即我們用采購量來表示采購所得效用。

　　實現一項采購(消費)活動必須包括兩項支出：(1)是直接支出——成交價格(是為購買或獲得一定量的消費品或效用所必須產生的貨幣支出)；(2)是間接支出——交易成本，是所完成政府采購的交易活動所發生的系列管理費用(如工資福利費、市場信息調查費、會議費、律師費、交通費、交易過程若委托服務機構代理所支出的代理費等)。因為采購成本等于成交價格與交易成本之和，所以采購經濟性=采購量/(采購成交價格+交易成本)。

　　從上述公式[采購經濟性=采購量/(采購成交價格+交易成本)]可知，如采購量和交易成本給定(不變)，影響采購經濟性的變量就是采購成交價格，采購成交價格與采購經濟性存在以下關系：采購成本與采購經濟性負相關。采購成交價格越低，采購經濟性就越高，反之反是。目前在政府采購活動中，通常用“采購預算節約率”來評價采購成交價格，“采購預算節約率”越高，采購就成交價格越低。根據上述定義，采購就成交價格與政府采購活動的經濟性反相關。

　　政府集中采購機構(“政府手段”)和社會中介代理機構(“市場手段”)是我國政府采購活動的主要載體和主要的組織基礎。“政府手段”(通過政府集中采購目錄強制代理)和“市場手段”(自主選擇委托社會中介代理)的雙軌運行是目前我國政府集中采購活動的基本方式。“政府手段”和“市場手段”的經濟性存在不容忽視的雙軌差異。

　　在采購項目規模相當的條件下，等量的采購活動，“政府手段”的“采購預算節約率”遠遠低于“市場手段”的“采購預算節約率”。“采購預算節約率”、采購就成交價格與政府采購活動經濟性的關系——“采購預算節約率”越低，采購就成交價格越高，政府采購活動的經濟性就越低。

　　根據

財政部國庫司所公布的數據，2005年全國政府采購政府總額達到29275660萬元，其中“市場手段”(委托社會中介和自行采購)所代理的采購總額約占61%，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如上述采購活動經濟性差異在全國也普遍存在，那么，5.6%的成交價格差異就意味“市場手段”導致采購增加超過百億元的采購成本。換一句話說，由于采購合同成交價格的提高，“市場手段”直接導致全國財政資金損失100億元/年。足見“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在采購的經濟性(采購效益)上的差異是顯著的。

　　正如大家所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為什么“市場手段”的采購活動的經濟性卻不如“政府手段”？其中是否與商業賄賂有什么關系呢？

　　首先如前所述，公共屬性使政府采購活動存在經濟外部效應，外部不經濟的結果是公共成本的增大，公共成本的增大與外部不經濟存在著因果關系，因此說，外部不經濟效應是導致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手段”配置資源效率低，并在政府采購消費代理活動中的采購成本的加大和經濟性表現不如“政府手段”的主要原因。外部不經濟效應與商業賄賂的依存關系使我們不得不將此(采購成本的加大和經濟性差)與商業賄賂聯系上。

　　其次，商業賄賂的一個重要動機是在交易中獲取超額利潤。市場經濟的原理告訴我們，在沒有外部效應市場環境中，供應商是不可能獲得超額利潤。公共屬性使政府采購過程存在經濟外部效應環境，這恰好給供應商獲得超額利潤留下了空間，從經濟均衡的角度來說，供應商所追求并獲得的這部分超額利潤必須要有出處，由于公共財政資金的不排他(公共資源的本質特征)，此出處理所當然地落在了公共財政資金身上。無疑，供應商獲得超額利潤必然會以增加政府采購成本和經濟性的降低為代價。采購經濟性降低與超額利潤的因果關系，以及超額利潤與商業賄賂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依存關系使我們不能忽視商業賄賂在其中的作用。

　　綜上所述，個體成本的外部化，公共利益的內部化和超額利潤是采購經濟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而“市場手段”不能適應存在外部不經濟效應環境卻是導致采購成本升高和采購經濟性降低的根本原因。進而說，外部不經濟效應這一本質與其外在的表象之一——商業賄賂現象的依存關系，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上述“市場手段”所表現出來的采購成本高和采購經濟性差與商業賄賂高度相關。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初步確立，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內在缺陷(如上述外部效應)也初步顯露出來，這種缺陷即使在完善和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進一步的市場化來解決市場化本身的缺陷包括政府采購等公共領域的外部效應(當然也包括商業賄賂)，無異于緣木求魚。正如前述，商業賄賂源于公共屬性及外部效應環境，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機制不能自發的解決經濟的外部效應、當然也解決不了商業賄賂問題。很顯然，寄希望于“市場手段”的自主委托代理運行機制去解決政府采購領域的商業賄賂問題只能是刻舟求劍。“市場手段”所表現出來的明顯經濟性差距，是政府采購制度系統所存在的結構性和系統性缺陷的反映，不修正政府采購系統中的上述結構性的和系統性的缺陷，對政府采購領域的商業賄賂的治理將會是事倍功半，根治政府采購領域的商業賄賂更是無從談起。

　　我國著名的經濟學者林毅夫教授的一個觀點也許對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完善和變遷會有所啟發:在交際費用給定的前提下，如果兩種制度(如采購代理的“政府手段”和“市場手段”雙軌制就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務相等，那么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是較有效的制度安排。按此觀點，顯然政府集中采購活動的代理“政府手段”是比“市場手段”更有效的的制度安排。

　　然而，由于“政府手段”在消除經濟外部效應的有效作用以及消除了不同個體在“公共地”的尋租空間，打破了不同個體在政府采購活動中業已形成的利益鏈條，目前“政府手段”(強制的集中采購制度)受到了來自不同個體的抵制和阻力。要從根源上治理政府采購領域的商業賄賂，筆者認為，適應市場規律的政府集中采購制度的結構調整與制度演進是根本途徑，制度結構的調整與制度演進需要從國家層面上的推進。

　　作者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采購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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