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之本：善治與公民社會

　　——專訪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何增科教授

　　文/本刊記者 張衛(wèi)華

　　如今，“和諧社會”是最熱門的一個詞語，同樣，現在它也是正在參加“兩會”的代表和委員們熱議的話題。構建“和諧社會”已成為今年“兩會”的主旋律。2007年度“兩會”召開前夕，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何增科教授在接受《經濟》專訪時認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后，和諧社會已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成為黨的戰(zhàn)略決策。他表示，“兩會”上，構建和諧社會將被提到一個戰(zhàn)略高度來討論，這表明黨的戰(zhàn)略決策將全面轉化為國家和政府的戰(zhàn)略決策，而且這種轉變意味著和諧社會從理論走向實踐，從戰(zhàn)略方針走向具體政策。

　　作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社會理想，和諧社會當然不會拒絕人類一切優(yōu)秀的治理成果。作為國內研究政治理論的權威專家，何增科教授對和諧社會有自己的解讀方式，其中“善治”與“公民社會”是他和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著力倡導的。

　　治理和善治是21世紀國際社會科學的前沿理論之一，它所提倡的一些價值日益具有普遍性。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當時非洲的情形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此后“治理”一詞便廣泛地被用于政治發(fā)展研究中。1992年，世界銀行相關報告發(fā)表后，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為國際社會科學中最時髦的術語之一，成為多學科領域中的最新研究領域。

　　何增科在《治理、善治與中國政治的發(fā)展》一文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僅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且在政治發(fā)展方面同樣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這些成就與治理和善治理論所倡導的理念不謀而合。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理論再度流行起來，并成為當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會政治思潮。何增科在相關著作中提出，應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他認為，公民社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我國已經具備了公民社會的雛形。

　　盡管目前“善治”與“公民社會”并沒有像“和諧社會”一樣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但是何增科認為，善治與公民社會的思想已經蘊涵在政府的一系列具體舉措之中，“政府的許多措施都體現了這些精神。”

　　和諧社會從理論走向實踐

　　《經濟》：您預計今年的“兩會”尤其是人大會將對和諧社會這一戰(zhàn)略方針作出怎樣的具體部署？

　　何增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成為黨的綱領，“兩會”將把它提到一個戰(zhàn)略高度來討論。無論是人大代表，還是政協委員，和諧社會都將是一個被熱烈討論的熱點話題。同時，它將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和人大會決議中，前者將會提出落實這一戰(zhàn)略的若干政策措施，比如促進就業(yè)與勞動關系和諧的政策，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和城鄉(xiāng)醫(yī)療保障體制的政策等等。實際上，十六屆六中全會的重大決定已經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原則、措施等做了詳細闡述。

　　這些充分表明，黨的戰(zhàn)略決策將全面轉化為國家和政府的戰(zhàn)略決策，這種轉變意味著和諧社會從理論走向實踐，從戰(zhàn)略方針走向可落到實處的具體政策。

　　《經濟》：這種轉變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何增科：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了很多矛盾和問題，處理不好，現代化就會產生挫折，現代化進程甚至被打斷。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矛盾，比如，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就業(yè)保障、收入分配、民主法制等不夠完善。針對社會現實中凸顯出來的各種問題，應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去面對，并一一化解。

　　所以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平穩(wěn)順利進行提供有力的保證，避免現代化的挫折出現和現代化進程的停滯乃至中斷，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能夠順利實現。另一方面，不建設現代化，和諧社會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便成為一句空話。

　　善治將成為一種趨勢

　　《經濟》：善治已成為國際上被認可的治理方式，您也曾就此撰文提倡善治。那么，善治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發(fā)揮怎樣的作用？兩者具有怎樣的聯系？

　　何增科：善治意味著國家與公民社會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合作管理，這將促成國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而國家與公民社會保持良好的合作與互動關系是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可以說，沒有善治，就沒有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和諧，也就沒有和諧社會，所以說，善治對于和諧社會意義非同尋常。

　　另一方面，善治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治理狀態(tài)，政府與公民為了促進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對公共事務進行合作管理；和諧社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tài)，和諧社會既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更包括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比如政府與人民關系、人際關系、國際關系的和諧等等。總之，一個和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實行善治的社會。

　　《經濟》：善治的實質是什么？有哪些要素？

　　何增科：善治是一種良好的治理，治理與統(tǒng)治的最大區(qū)別是社會管理方式發(fā)生了變化：一是管理主體多元化，除了政府，NGO(非政府組織)、公民等開始發(fā)揮管理作用；二是權力運行方式平等化和網絡化，由原來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轉變?yōu)槎鄠�主體協商管理，決策機制發(fā)生了變化。

　　善治與善政也有不同，善政就是好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就有了人們對好政府的期待，歷史上的德政、仁政、勤政等都可稱為是善政，而善治與治理則是上世紀90年代才流行起來。治理的前提是主權在民，政府已成為民主的政府，而善政不一定是民主政府。當然，治理也有好壞之分，治理也會失靈。

　　善治作為良好的治理，主要有這些要素：參與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等。

　　《經濟》：善治是否會成為治理的一種趨勢？

　　何增科：建設民主法治政府是我國的既定目標，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發(fā)展促使政治主體日益多元化，加上各個主體平等地參與管理的意識不斷蘇醒等等這些因素表明，善治將成為治理的一種趨勢。當然，善治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法治、高效廉潔、責任服務型的政府，加上公民精神和公民組織的培育等，都需要進行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

　　我國已具備公民社會的雛形

　　《經濟》：與善治一樣，公民社會也是近些年才流行起來，什么是公民社會？

　　何增科：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公民社會是公民在國家政治系統(tǒng)和企業(yè)經濟系統(tǒng)之外所結成的各種民間組織和民間關系的總和。公民社會有三個基本要素，即民間組織比如NGO，民間公共領域如對公共問題的討論、網絡博客等，公民運動比如環(huán)保運動、維權等。

　　近代公民社會理論成為西歐和美國反對專制主義國家和重商主義國家捍衛(wèi)個人自由和權利的重要武器。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概念得到復活。1990年代后公民社會研究熱潮從西方和前蘇聯東歐學術界擴散到世界其它地區(qū)，成為一股全球性政治思潮和當代世界一大熱點理論。

　　《經濟》：公民社會在我國的發(fā)展現狀如何？

　　何增科：可以說，我國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雛形。據民政部統(tǒng)計，截至2006年底，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已經達到33萬個，實際上專家估計的數字要在10倍以上，比如公園里自發(fā)的唱歌會之類的是不會登記在內的。同時，互聯網、商業(yè)傳媒、休閑場所等已成為公民自由討論公共問題提供了許多民間的公共場所，比如前幾年對孫志剛事件的討論等。另外，公民環(huán)境保護運動、維護權利運動等公民運動也在興起。

　　《經濟》：是否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公民社會了？

　　何增科：應該說，我們距離真正的公民社會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從民間組織上看，其規(guī)模小，實力弱，獨立性差，比如許多都是半官半民，志愿性不強，有些組織并非是完全自愿，盈利性傾向明顯，比如有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公益性不強，真正公益性項目缺乏等。其次，公民體制內參與渠道不多，參與效果不明顯，由此導致的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等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大量涌現，公民還不夠理性，公民運動與政府之間的張力過大，直接影響了社會和諧。

　　《經濟》：建設公民社會對實現和諧社會有什么重大作用？

　　何增科：我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建設中存在的上述問題直接影響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zhàn)略任務的完成。民間組織力量過小，受到的限制過多，既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也不利于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分工合作與良性互動；而民間公共領域對公共政策的自由討論有助于完善公共政策，讓其更符合公共利益；同時把公民運動引導到體制內和制度化軌道上來，這些都將會大大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所以說，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大力培育和發(fā)展民間組織與民間公共領域，引導和促進公民與國家的合作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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