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政府卻把自己對市民的普遍責任，變成了國有企業對自己員工的特殊責任。此一政策讓這些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倒退，在某種程度上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

　　秋風

　　廣州市叫停6年的單位福利建房重新啟動，多家擁有自有土地的大型國有企業已經或正在上馬單位自建房。毫無疑問，這一措施當有助于這些“單位”部分員工以較為低廉的補貼性價格獲得住房。

　　有論者已指出，這種做法可能會造成或強化社會不公，因為，這些具有建設自建房資格的企業，均是擁有土地且效益較好的大型國有企業。還有論者指出，這種做法把國有土地本應得到的收益直接給了購買房屋者，同樣不公平。不過，政府之所以這樣做，自有其道理：這樣將會調動各方建設

　　問題是，這種個別措施無助于解決普遍的問題，更多的是政府病急亂投醫，甚至是政府回避責任的一種聰明策略。政府在兩個層次上推卸了責任，首先推卸了向相關國有企業員工提供住房福利的責任，其次，推卸了建設真正合理的住房供應體系的責任。

　　廣州這一做法，首先讓人聯想到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分房制度。自1950年代以來，政府為實現經濟超越性增長，而人為長期壓低各種要素價格，包括工資水平。過低工資使就業者無法維持簡單生存，因而，政府又補充以實物福利，其中最大宗的就是住房。彼時，“單位”是社會組織網絡中的基本單元。一個“單位”既是一個政治與生產組織，也是一個福利分配與消費組織。種種實物福利主要是由單位供應、分配的，能否享有、及享有多少此類福利，完全取決于單位的好壞肥瘦。

　　毫無疑問，單位福利制讓員工喪失了自由，而經濟市場化卻要求勞動力最低程度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計劃體制的效率十分低下，且必然導致福利供應短缺嚴重，大多數國有企業被這種福利制度拖垮。因而，1990年代，政府主導對國有部門的福利制度進行大規模改革，包括取消福利分房，讓所有人到市場上去解決住房問題。

　　應當說，這一變革方向是基本正確的，不僅在經濟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與社會意義上。古往今來，在幾乎所有文明時代的所有社會，凡是自由人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建造、擁有自己的住房。直接依賴單位、間接依賴國家向城鎮大多數人口供應住房，根本就是錯誤的，同時也是不可行的。一個健全的社會住房解決方案，必然以大多數個人自行解決自己住房——不管自有還是租賃——為基礎，社會和政府僅為部分實在不具備此種能力的極少數人，提供住房救濟，有時體現為貨幣化住房補貼。

　　市場化住房改革所應追求的基本架構，就是這樣一個自由的房屋市場與一個規模不大的住房救助體系。對前一個目標而言，住房市場上要素的自由流動與企業的自由競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在此種“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人們對房屋的需求、人們的一般支付能力、房屋的供應、房屋的價格之間，才能處于一種合理的均衡狀態。大多數人能夠在這個市場上以自己認為還算合理的價格，解決住房問題。在此基礎上，救助性質住房福利體系將被控制在納稅人愿意承擔、政府能夠承擔的程度上。構建及維持一個自由的市場，乃是政府在住房問題上對民眾的最大責任，提供救助性的住房福利的重要反而退居其次。

　　然而，中國的整體住房體系恰恰存在嚴重結構性扭曲。在過去十幾年中，人們被推向房地產市場會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一直到現在，都不存在健全的住房市場。以新建房屋為例，政府壟斷城市房屋建設用地，政府又人為地以開發商開發房屋作為唯一合法的模式。雙重壟斷把新房供應變成了一個壟斷性市場，消費者面對的是一個壟斷價格，大多數民眾普遍覺得，這個價格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而拆遷、房改等等政府行為，又迫使人們不得不去買房。于是，買不起房，就成為被推進市場的國有部門員工，及數量更為龐大的私人部門員工的一大煩惱，更不要說那些新近進入城鎮經商、打工的大量農業人口了。

　　面對這種情形，民眾的矛頭指向政府，本能地要求政府承擔起解決自己住房問題的責任——這一要求似乎也是正當的，因為，土地與房屋供應渠道的壟斷就是政府自己制造與維持的。面對壓力，政府不得不做一些事情，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住房福利項目一個接一個。至于開禁單位自建房，也是政府面對民眾壓力，不假思索作出的一個本能反應——同時也是一個聰明的反應。

　　之所以說這是聰明，是因為，政府借此輕巧地推卸了責任：假定政府認定這些員工有資格享受住房福利，那么，延續原來企業和住房同步市場化的基本思路，此一福利的供應主體不應再是企業，而應當是政府。政府如果向這些企業員工提供住房福利，那就不再是因為他們是國有企業的員工，而是因為，他們符合政府面向整個城鎮規定的享受住房福利的資格。但現在，政府卻把自己對市民的普遍責任，變成了國有企業對自己員工的特殊責任。此一政策讓這些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倒退，在某種程度上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

　　假設政府足夠聰明，可能擴展這種做法，比如，允許私人企業、跨國公司也為其員工建設自建房，也逐漸變成“單位”。這當然會讓政府所面臨的壓力減輕，政府不必忙著去改變現有的土地與房屋的雙重壟斷格局，反倒繼續可以獨占土地收益，利用土地政策操縱經濟增長。通過種種看似能給部分民眾帶來好處的修修補補政策，政府可以推卸自己進行制度改革的責任，不合理的土地壟斷制度、房屋壟斷性供應模式反而可能更加穩固。

　　政府官員作為自利且短視的經濟人，當然會選擇這種策略。此時，享受到這種福利的人恐怕需要考慮，自己選擇職業的自由、相對于企業管理層的權利，是否會因此而減少？享受不到這種福利的人們恐怕需要考慮一個問題：民眾的長遠利益究竟是什么？是政府的住房福利項目，還是一個健全的住房市場？而為了這樣一個市場，誰、通過何種途徑，可以推進土地制度、房屋供應模式的根本變革？事實上，人們可以問一個問題：既然允許國有單位自建房，那為什么不能開放個人自建房、合作自建房？為什么國有企業可以享有特權？

    策劃：爭議自建房

    觀點對決

    馮科：地方熱衷單位自建房是在推卸住房保障責任

    時寒冰：單位自建房是在強化競爭機制而非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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