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去基層做調查，在山東菏澤碰到了一個邏輯上很奇怪的事情。那是菏澤的一個縣城，縣城中一共12個國有企業，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革。已經改了9個，還有3個沒有動。我們就問，這3個為什么不改。當地的領導人還挺直爽，說這3個效益比較好，改了之后怕損害職工的積極性。我們覺得挺奇怪，改制不就是為了提高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以促進生產力發展嗎？我們問他，他就不吭聲了。

　　這個問題有普遍性。那時候我就開始關注城市里的這些改革。發現有些改革的方向是走錯了的，在改制的時候經常“左手到右手，國有變私有”，并且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

　　后來郎咸平指出國有改制中資產流失的問題，我在網上讀到的。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特別是他總結的私有化的7個手段和步驟。當時我就上書中央，要求維護憲法權威，保護國有資產，維護公民的勞動權。

　　2005年7月，《物權法(草案)》開始公開征求民眾意見。我也看了。我發現在國有資產流失如此嚴重的情況下，這部法律還在強調國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的平等保護。因而8月12日，我向中央建言，要求能夠尊重憲法，維護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保護國有財產。

　　很快，9月13日，胡康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找我談話，談了80多分鐘。領導很重視這些意見，沒過多久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就提出要進一步修改《物權法(草案)》。

　　2006年12月，我又聯名上書，要求物權法能修改得更完善。后來劉國光等老同志也聯名上書。所以《物權法》很重要，我們要不斷呼吁國有資產保護，不能讓這個事情涼了。

　　現在不同的人群也都在呼吁物權法的完善。前一段時間，一些小區業主委員會的人找到我，和我聊《物權法》，他說鞏老師您從理論上講，我們從實踐中講。他們有過實踐體驗的就知道，在一些前提下，平等保護是不可能的。

　　我也聽到過很多關于我的謠言。朋友也跟我說，你要防止自己被別人利用了，畢竟這么大年紀了。我現在就很謹慎，現在經常有海外的媒體要采訪，我都不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你唱反調。但是不是這回事。我不想被別人利用了。

　　其實現在這些社會問題，都是與“私有化”有一定關系的。

　　就比方說現在大家買房難。這是住宅問題。很早以前恩格斯就論述過住宅問題�，F在北京的住宅不是按照居民的需求蓋的，而是按照資本家的利潤蓋的。資本家可能按照居民需求蓋房子嗎？土地是有限的。所以這就是個矛盾。

　　還有教育�，F在教育也面向市場。每年我在給新生上課的時候都會了解一下他們的家庭背景。之前來自農村的學生還很多，現在來自農村的學生少了，而且每年都在少下去，這種情況要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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