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我國的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贈)之所以不發達，除了公益性民間組織的成立和發展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信任和鼓勵，相關立法與管理制度還很不完善之外，還與全社會對“第二個公平”缺乏正確認識有很大關系。

　　改革開放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先富起來的人有道德義務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而盡自己的責任。即使你的財富來源完全合法，從法律上沒有人能夠強制你捐助別人，在道義上你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自己的錢”。

　　中國道德傳統是贊美樂善好施的；敗軍之將關羽為什么成了很多中國人供奉的“財神”，人們敬仰的不是他的神勇無敵，而是他的忠義和知恩圖報。

　　3月13日《新華每日電訊》的“兩會觀察”版發表了一篇題為《“政府應該給民間組織一定的信任”》的報道，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很尖銳的話題。新聞導語說:“‘民間公益組織的聲音很微弱，政府應該給民間組織和草根組織一定的信任。’3月7日這天，全國政協委員徐永光是離席‘搶’話筒，對前來參加座談的胡錦濤總書記講出了這番話。”發言者的激情蓄之既久，新聞一周后才見報可見斟酌的時間也不短，亦給人不吐不快之感。

　　與這篇文章相關的另兩篇是述評《借力慈善“三次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和評論《加強慈善立法，鼓勵“依法行善”》，都講得很有針對性和啟發性。據述評披露，我國去年慈善募捐額資金僅相當于當年GDP的0.05%，而發達國家慈善事業等第三次分配的財富總量占GDP的3%—5%。

　　“第一次分配”要求的社會公平是“起點公平”，稱之為“第一個公平”

　　筆者覺得我國的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贈)之所以不發達，除了公益性民間組織的成立和發展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信任和鼓勵，相關立法與管理制度還很不完善之外，在當下，人們的慈善意識嚴重不足，與全社會對“第二個公平”缺乏正確認識有很大關系。簡單地描述，人們通過勞動、資本等各種市場競爭獲得的稅前收入是謂“第一次分配”；“第一次分配”要求的社會公平(用“公正”一詞更準確)是“起點公平”(“規則公正”)，這個公平可以稱之為“第一個公平”。“第一個公平”是游戲規則的公平，即人人都遵守同樣的一套規矩，沒有特權，沒有內幕交易，裁判在眾目睽睽下公正執法，愿賭服輸。現在，國人最恨的就是規則不公平，裁判兼運動員或裁判不公，譬如官商勾結、行政壟斷、戶籍歧視之類造成的嚴重不公。

　　“第二次分配”實現“第二個公平”即“結果公平”

　　所謂“第二次分配”(又叫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是政府對稅收等公共資源的分配。如果說“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通過“看不見的手”來進行的，“第二次分配”則是通過行政權力這只“看得見的手”來進行。原則上，公共財富應該用于公共福利，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以，發展教育等公益事業，建立健全退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行政開支的比例、建設節約型政府，已是全社會的共識，雖然由于關涉各方的利益，做起來阻力很大。

　　顯然，“第二次分配”屬于實現“第二個公平”即“結果公平”。這是國家通過立法和行政干預來調節市場分配的結果。通常我們理解的第二次分配的目的，一是為了建立公民免于匱乏的“安全網”以實現社會穩定，二是提高國家的人力資源水平以增強整體的

競爭力。然而，按一些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弗蘭克·奈特、喬治·布坎蘭的理解，二次分配提供免費教育等幫助弱勢群體的公共福利，也是為了補償“帶著出身進行市場比賽”中的先天不利者，以促進機會(起點)的公平。

　　實現“結果公平”不僅是官方的政治責任，也是民間的先富者的社會責任

　　本文要說的重點是，實現“結果公平”不僅是官方的政治責任，也是民間的先富者的社會責任。這個認識是發展慈善捐贈，進行“第三次分配”——民間出于自覺自愿進行的實現“結果公平”的努力——的思想道德基礎。

　　改革開放前搞計劃經濟，不是鼓勵競爭而是提倡無私奉獻，分配上搞平均主義(不是說那時候就沒有特權)，有一句經典的反面人物語言，叫“誰發財誰英雄，誰受窮誰狗熊”。搞平均主義只能“共同貧困”，鼓勵人們發財致富固然是人間正道。然而如今那句曾經被大批特批的話，似乎成了某些先富者的旗幟，成了某些人斗富比闊“競豪奢”的無聲口號，視貧富分化為天經地義，這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了。

　　改革開放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先富起來的人有道德義務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而盡自己的責任。即使你的財富來源完全合法，從法律上沒有人能夠強制你捐助別人，在道義上你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自己的錢”。

　　若說先富者不肯救濟赤貧者，窮人活不下去或心態失衡，富人也不安全，這是“威脅”；若說土地、水等自然資源有限，有錢也不能暴殄天物，浪費掉他人或子孫后代的份額，則公共的生存資源保護問題應由政府立法解決。而慈善意識的確立靠的是道德認識的自覺。

　　人的起點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游戲規則不過是“最不壞”的產物

　　從道義上講，首先我們要承認，人的先天秉賦不同，各人的機遇不同，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其實是必然的，它們決定了事實上人的起點是不可能完全公平的。因此，有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善良的人，十分同情馬燕那樣出生在極端貧困地區和家庭而上不起學的女孩，盡力扶助他們。其次，即使市場競爭的規則是公平的，參與者的機會是均等的，結果實際上也不可能真正公平。人間的游戲規則說到底不過是為了避免暴力沖突而制定的，不過是“最不壞”的產物。不說從別人口袋里轉到自己口袋的賭博，就說買彩票搖中千萬大獎，規則雖然公正，結果并不表明你創造了巨額財富本該享有它。

　　驟富者可以自問，我的貢獻真的值那么多

　　不拿“零和博弈”說事，且說創造財富的市場競爭。為了降低風險、鼓勵投資，社會發明了有限責任公司并實行破產清算制度以代替債務人進監獄(中國傳統的是“父債子還”的無限責任)，也就是說，你成功了錢該你賺，你失敗了卻有社會保底，難道你賺了大錢不應該回報社會嗎？或曰我不是納稅了嗎？可是，納稅的最合理比例，具體到每個人，只有自己的良心才能作出最恰當的判斷，社會因管理成本不能太高而不可能一人一個稅率。弗蘭克·奈特說:“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清夜捫心，驟富者可以自問，我的貢獻真的值那么多？人們最直觀的感覺是，那些文娛體育明星，同一個層次的人實力相差甚微，結果是贏家通吃。20年前的明星論水平和社會貢獻，不比電視網絡時代的明星差，可是財富收入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紅利”；明星們納稅之外主動拿出一些來扶困濟危，不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嗎？

　　美國的卡內基、比爾·蓋茨、巴菲特等“慈善大王”，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們具有宗教情懷，積累財富是為了光耀上帝，而中國人是少有這種宗教信仰的。我看未必如此。中國道德傳統是贊美樂善好施的；敗軍之將關羽為什么成了很多中國人供奉的“財神”，人們敬仰的不是他的神勇無敵，而是他的忠義和知恩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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