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曉欣

　　編者按

　　經濟建設是我們的中心工作，財經熱點問題是“兩會”熱議的重要話題，今年的“兩會”也不例外。那么，在今年的“兩會”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所關注的財經熱點問題是哪些？對于這些財經熱點問題，代表、委員們有怎樣的看法，他們又提出了哪些解決的辦法與建議？這些，都是讀者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們所關注的重點。為此，我們從今天起開辟“關注‘兩會’財經熱點問題”欄目作系列報道，敬請讀者關注。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有效緩解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列為今年政府工作重點之一。流動性過剩問題首次進入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表明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已經影響到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今年以來，央行在收緊流動性問題上明顯具有前瞻性，貨幣政策操作更具主動性和靈活性。今年初，央行先后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在春節后針對銀行信貸資金投放高峰來臨前，加大力度回收過剩的流動性，以期將信貸資金增長速度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規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不可否認，央行在今年前兩個月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密集式”調控措施，有助于抑制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但依然過于充裕的市場流動性卻不容忽視，這也反映出緩解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從流動性過剩產生的原因看，流動性過剩的外因是全球過剩的流動性輸入、加工出口貿易順差不斷增長帶來的外匯積累結匯需求，可以說，貿易順差不斷增長是造成目前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我國儲蓄和投資傾向強于消費傾向，儲蓄投資缺口造成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急劇增長，而外匯儲備增長導致大量基礎貨幣的被動發行，這是流動性過剩的內因。基礎貨幣投放增長過快，在逼迫商業銀行增加信貸供給的同時，加大了固定資產投資反彈的壓力，從而加劇境內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外貿順差連同資本項目順差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給

人民幣升值帶來壓力，直接影響了宏觀調控的發揮空間。

　　金融宏觀調控是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不能以點代面。雖然，央行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有多種措施和手段，比如，公開市場操作，可以對流動性實行雙向調節，比較靈活；存款準備金，對流動性調控有重要作用；控制基礎貨幣投放；價格型舉措，調整貸款利率等。但經濟的宏觀調控不能單獨靠央行通過貨幣政策解決。單靠金融部門的努力無法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過剩問題，因此，必須找準著力點，進行綜合改革和宏觀調控。

　　要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貿易順差猛增，而緩解貿易順差猛增，就必須使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由過去的投資、出口外循環為主，轉向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力并重的消費驅動型。外貿順差不斷加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中國經濟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從長遠來看，還是要通過擴大內需來減少順差。要拉動內需，就要先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百姓消費的后顧之憂，讓百姓敢于消費。內需擴大了，才能減少出口，減少順差，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過剩。

　　全國政協委員劉仲藜認為，可通過財政手段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他說，流動性過剩問題，源于國際收支順差過多，因此外匯儲備增加，央行的基礎貨幣發放過多，老百姓的存款增加，給商業銀行帶來壓力。央行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對沖票據，這個成本非常大。他建議，可以多用一些財政手段，比如，財政部發行五年期、十年期特別國債，只向商業銀行發行，總額大約2000億到3000億美元，把商業銀行的錢收回來，拿去買外匯儲備的外匯，買了以后基礎貨幣收回央行，對財政部來說這不是真正的債務，有3000億美元作為抵押，等于把錢放在那里。財政的風險是

匯率的風險，比如人民幣繼續升值，美元繼續貶值，但這個風險不論是放在財政部還是外匯局都是回避不了的風險，最后也是國家在承擔。有朝一日國際收支平衡了，央行再發基礎貨幣，從財政部把國債買回去，把人民幣還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會同意的，因為雖然國債利率比貸款利率低，但成本也低，風險小，是合理的。基礎貨幣收回去2.4萬億，可能等于市場上少了7萬億的流動資金，收效顯著。

　　既然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也就不能單靠金融宏觀調控來解決。單靠金融宏觀調控來解決，一方面會出現宏觀調控效果不明顯，負效應大；另一方面，會增加宏觀調控的成本。緩解流動性過剩問題，不僅需要金融部門的努力，還需要其他宏觀調控部門的共同努力，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過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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