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經濟學家把現有制度約束條件下企業家收買、勾結官員的腐敗，視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當然，這些經濟學家畢竟還是很理想的，或者曾經很有理想。他們的終極理想是私人財產權、自由市場、法治及憲政。經濟學家之所以要求人們接受這個次優選擇，是因為，他們相信，這個次優選擇是現有約束條件下實現這些終極目標的唯一道路。

　　這些經濟學家的推論過程是：面對一些僵硬的政府管制，部分企業家賄賂、收買政府官員，就為市場打開了門縫，從而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推動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將會使很多人獲得財產，其中當然包括企業家，這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私人財產，就會推動政府強化法治。不過，先不管殘酷的現實，僅從理論上說，如此期望未免過于樂觀。

　　誰的收益在最大化

　　主張腐敗有利論的經濟學家堅信主流經濟學的基本預設，即個人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則進行選擇。一些企業家之所以賄賂相關管制官員，乃是因為，給定管制，賄賂是這些企業家能夠實現個人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同樣，那些官員之所以愿意放松管制，也是因為，他獲得了賄金補償，從而愿意放棄某些權力。這些經濟學家期望采取某種贖買策略，令相關管制官員逐漸放松管制，從而瓦解僵硬的管制體制，讓市場獲得發育的空間。

　　然而，假如嚴格按照經濟學的這種推論，則這些企業家的賄賂只會讓管制趨向強化。顯然，相關官員很快就會通過經驗學習到一點真理：維護和強化管制就是他實現自身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他之所以能夠在政府發給的薪水之外獲得灰色乃至黑色收入，僅僅因為自己掌握著管制權力，權力越大，權力的靈活性越大，他的尋租空間就越大，賄金收入也就越多。

　　而且，企業家賄買官員，所支付的并非官員放松管制制度的成本，而僅僅是部分官員對自己例外的成本。賄買者總是單個企業家，所以，也沒有哪個企業家愿意為管制制度本身支付租金。每個企業家所尋求的僅僅是個人收益最大化，因而，他并不關心管制規則本身是否變化，只要該管制規則對自己，甚至僅僅對自己的本次交易不再生效即可。這是降低賄賂成本的理性策略。再說，作為賄買者的單個企業家之間存在著非此即彼的惡性競爭關系，每個人都期望只有自己例外，其他仍被管制束縛著，這意味著自己將享有壟斷特權，而壟斷特權是每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家所夢寐以求的。

　　反過來說，相關官員也會通過經驗變得十分精明：它絕不會把一項管制作為一個整體一次性出售，假如這樣，他就是在自斷財路，就絕不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的最優策略是每次只針對單個企業家，出售管制制度的一個例外特權。這樣可以保持賄金收入的現金流之持久性。事實上，即使作為一個整體的企業家所支付的租金已足以換取相關官員取消一項管制制度，官員也仍然可以不放棄管制，因為，這些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交易并非正義的法治規則之下的平等交易，而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易：其中官員居于支配地位。因而，在接受了賄金之后，而且，這些官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對企業家交貨。對此，企業家無法尋求正規渠道的任何救濟，除了黑社會的做法。

　　結論顯而易見：依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預設，恰恰能夠證明，腐敗將會把一個社會鎖定在腐敗的死胡同之中。企業家群體以及整個社會沿著看似能夠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最終卻大幅度增加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這些企業家的活動空間確實擴大了一些，但是，相關政府權力似乎并沒有縮小，原因在于，這些企業家所得到的活動空間，不是制度化的，而僅僅是管制制度的例外。

　　財富的道德屬性

　　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腐敗確實可以弱化兩種不同產權制度之間轉換過程的摩擦，或者說降低其交易成本。中國私人經濟空間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經濟學家們所說的“贖買策略”。

　　但是，這也必然導致一個“非意圖的后果”：由此形成的新的產權配置結果之道德正當性比較薄弱。一些富人的“原罪”問題被輿論、被學者再三提出，原因正在于此。此種質疑一波接一波，導致國內財富最多的那個群體，始終處于不安、恐懼與焦慮之中。而富人們也十分清楚，輿論對富人的不利議論、民眾的怨恨心理，隨時可能促成某種清算政策，未來對于剛剛發財致富的人來說，存在著高度不確定。

　　這種不確定性促使他們在安排財富用途的時候，趨向于行為短期化。在經濟活動中，一些富人的投資傾向于投入到快進快出的領域，帶有強烈投機色彩，這可能極大地妨礙著

中國經濟結構之合理化。一個不為未來投資(考慮未來的投資，集中表現為知識與技術創新及企業組織創新)的經濟體，其增長的潛力是可疑的。

　　在經濟活動之外，部分富豪們更傾向于把錢花在

奢侈品消費上，他們不愿意為自己的未來投資。這些富人們經常滿足于財富強人的形象，而無意進行長期的社會投資，為自己博取社會聲望。這是中國社會建設缺乏足夠動力和資源投入的一個根本制約因素。因此，這些富人們有錢了，但其社會聲譽卻十分糟糕。有些人將其歸咎于中國人的平均主義思想，這實在有點不著邊際。古代中國的商人是教育、

公共交通、社會救助等各種社會事業的主要舉辦者。當代的一些富人似乎對此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他們不敢相信未來，不再追求“不朽”。

　　更重要的，一個人的財富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他將借助何種手段保護他的財產。假如一個人通過賄買個別的特權積累了財富，必然傾向于借助個別掌權者的庇護來保障自己財富之安全。他不會把保障個人財富安全的需求，轉化為普遍的保障個人財產權的權利訴求。因為，他是理性的經濟人，對他來說，追求權利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假如自己費勁爭取這種權利，會讓很多人搭便車，理性的經濟人絕不會愚蠢到去做這樣的事情。確實有很多人在呼吁保護私人財產權，但這些人是向往法治的學者，是普通中產階級，而不是財富較多的那些人，也不是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家們。

　　常有人說，與外國人相比，中國人極其聰明，這或可為主流經濟學的“腐敗有利論”作一注腳。但中國也有句老話：聰明反被聰明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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