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評論員 商寅泉

　　房地產宏觀調控已經搞了近三年。從共和國經濟發展史觀察，無論是計劃經濟年代還是市場經濟體制時期，國家對一個產業實行宏觀調控，還沒有出現過在如此漫長的過程后沒有取得明顯效果的先例。其間的種種變化，就像當年的抗日戰爭，原本期待的“速勝論”與“不勝論”都沒能實現，直到毛主席高瞻遠矚地提出要有打一場持久戰的準備，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才趨于統一，直至取得了抗戰的最終勝利。

　　這一次

　　前幾天，新華社與中央電視臺分別播出消息，報道國務院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房地產市場調控情況的匯報，曾培炎、劉淇、汪光燾、王岐山出席。此舉被媒體稱為拉開了房地產調控的第三次戰役。據筆者三年來對調控的追蹤觀察，這次會議是由國務院副總理級高官牽頭，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地方市委書記出面，另有中央政府主管部長親臨的一次針對地方調控情況聽取匯報的三年來的第一次。這個會議傳達出的信號，據筆者分析，中央政府要從北京入手，對調控來點實打實的東西了。

　　但是，愿望歸愿望，效果歸效果。雖然我們希望調控的第三次戰役能夠取得勝利，但最終的結果我們仍然不敢預測，就像前兩次戰役的無果而終，我們怕見到的第三次還是無果而終。

　　撇開房地產調控，我們可以對今后的宏觀調控做一番議論、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筆者認為，作為體現中央政府權威的宏觀調控手段，在其出臺前，起碼要有三個方面的充分準備：

　　其一，理論準備。按理說，宏觀調控是一項很實際的經濟工作，似乎不需要什么理論準備。而綜觀近年來的調控，可以看出理論的準備是有必要的，它包括對調控對象的調研，包括對經濟規律的把握，包括對中央政府調控意圖的重點宣傳等等。理論準備不足，實踐上要吃大虧，甚至很丟面子。

　　其二，目標準備。沒有目標，就很難有針對性，比如搞房地產調控，你要針對什么，你想達到什么目標，你想在多長時間內做完這件事，都應有一個明確的準備。筆者認為，就房地產業而言，土地管理無序、地方政府無為等等都是原因，其最終的表現形式是

　　其三，手段準備。宏觀調控的最有力武器是政府的行政手段，這是無可置疑的。還是拿房地產調控為例，在中央政府出臺政策后，竟然有個別房地產商與政策大唱反調，還要搞什么聯盟，還聲稱什么“就是不給窮人蓋房”，等等。假如對這樣的人沒有“調控”手段，任憑他們對中央政策說三道四，你想要達到既定的目標，就會很難，無論是持久戰還是速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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