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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有兩個地方的人流明顯增多，第一個是股票交易大廳，幾年前股市大熊時，一個證券公司當經理的朋友曾考慮是否把大廳租出去當舞廳，現在那里可比菜市場還熱鬧。另一個地方就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各級法院。

　　上月，我在珠三角某基層法院的辦公大廳里，甚至看到了以往只在銀行見到的叫號機。幾個法官見了我就抱怨：“錢比以前少了，班卻比以前加得多了。”

　　法官人手短缺，是因為其編制按戶籍人口而定，但經濟發達地區外來人口往往超過了戶籍人口。而法官福利下降則是由于近幾年來嚴格的收支兩條線管理辦法。

　　隨著司法改革漸進，法院收到的訴訟費改為交財政統一支配，

財政部門再按繳入國庫的訴訟費的比例，在預算安排中滿足法院的經費要求。所以近年來，各地高院都在向最高院爭取提高訴訟費標準，但國務院最終出臺并將于今年4月實施的新訴訟費標準大幅下調，按照新標準，法院至少要少收一半訴訟費，法官們頓感不忿。

　　國務院解釋調低收費的原因，是讓低收入者打得起官司，建設

和諧社會，畢竟“人家美國官司無論大小才收80美元”。法官們則認為，這么一來，讓本已有“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趨勢的法院，更加不得不聽命于地方政府的主導。

　　曾有一檢察官向我講述，某地素以辦案經費緊張著稱，一新檢察長上任之后放出風說，越是經費緊張越要查辦大案，于是當地財政預算中馬上為其留足經費，以免大家鬧僵。例子雖是檢察機關，但問題的實質與法院并無差別。

　　或許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讓司法機關的經費預算與其收繳的訴訟費用脫鉤，法院畢竟不是營利性機構，其經費預算應固化以保持穩定性，而不能賦予其由地方政府掌控的極強彈性。(作者為本報華南分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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