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

　　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民無需再為修鞋、修傘等瑣事而四處尋尋覓覓了。記者昨天(25日)從市容環境衛生行業2007年便民利民措施發布會了解到，“五一”前，一份《城市設攤導則》將出爐，并于下半年正式開始實施。市區部分路段經市民同意，可設置部分便民類攤點，對馬路攤點不再一律封殺。

　　對此舉措，公眾或雀躍而贊為人性化的公共善政。客觀而言，有著5萬以上馬路流動攤點的大上海出臺這樣的公共政策確屬不易。因為，各地城管人員粗暴對待攤販的執法行為近年來已經成為社會流弊并為公意輿論所撻伐。而且，很多城市依然在城市準入和就業入學等方面對流動人口進行著有違公平和侵犯私權的政策設計。但是，藉此就認為上海的善政能夠改善馬路攤點在城市的生存狀態不免天真，這需要政策的實踐評估和類似政策在全國的推展施行。

　　更重要的是，上海解禁封殺馬路攤點是有預設條件的。據上海市市容局環衛處處長孫芝興介紹：申請臨時設攤許可證的攤主必須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時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設攤申請，我們將和有關部門共同聽取街道居民的想法，老百姓贊成，我們才會頒發臨時許可證。仔細分析上述條件，馬路攤販自由擺攤的門檻其實很高。首先，向基層街道提出申請首先可能遇到的是基層管理者的人為障礙。誰也不能保障最基層管理者的素質能確保這一程序的順暢和人性化；其次，依據老百姓贊成才許可的承諾太過模糊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如果這種善政缺乏可以保證的基本程序支持和定量的實體民意衡量，最終會導致兩個后果：一是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而流產；二是攤販們苦于善政的煩瑣而放棄。

　　基于上述因素，筆者對這項善政的效果不敢樂觀。究其根本，竊以為這項善政缺乏最根本的前提要素，即在決策時缺乏足夠的民意考驗而誕生于某一行政機關的內部孵化。因而，政策設計的先天不足在實踐中既可能造成其他單位協調配合上的被動，又造成相關的利益當事人情感上的突兀。因而，這樣的善政除了具有輿論上的宣傳作用，未必能發揮出管理目標的效能和體現出善政的優越。事實上，如果這項善政的設計者學一學溫家寶總理敞開中南海的大門問計于草根民眾的做法，最大限度地聽取上海市民和攤販們的意見之后再行決策，該政策就能保證最大限度的公平正義。因為上海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筆者以為任何政策的出臺都要秉承更高更嚴的要求，而衡量政策的標準就是“三個文明”中的“政治文明”。因而，公眾在欣喜于這項善政的善意目的的同時，更呼吁善的過程和程序。如果兩者脫節，權力意志的善是無法確保權利的保障的。

　　筆者更為擔憂的是，在中國多元社會情境下，城市管理中馬路攤點造成的城市秩序混亂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戶口政策的滯后，城市化的浪潮和市場經濟的商業運作等。因而治本之舉需要宏觀的政策調整和市場經濟的深化才可實現。在現實的困境面前，單純的解禁雖然滿足了民意的正義呼聲，但也有可能造成矯枉過正的后果。這項政策如果得到理想施行，上海消化的就不僅僅是目前的5萬攤販，還會有更多的流動人口涌入上海，有著地域空間限制的上海能夠消化得了如此多的攤販？即便如發達的西方國家，對流動攤販的管理和限制也是常態化的。春節前夕在央視八套熱播的韓國電視劇《小婦人》中曾有這樣的場景：一對小夫妻因無證在馬路擺攤而被城市管理人員驅趕并沒收攤子。可見，規范的監管由于有法治正義的保障，對于個體性的權利無奈的侵擾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的管理者在思想深處充溢著烏托邦式的平均的善，到頭來會造成社會全體的正義被撕裂。

　　總之，上海的善政讓人看到了行政公權對弱勢群體的人性化關懷，這是值得激賞的。這說明中國社會權力尊重權利的進步，因而散發著政治文明的光彩。但是，任何善政都不能擺脫以下的原則：程序正義、可操作性、民意支持、法治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深化現實主義的精神，避免烏托邦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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