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興元

　　認為由國家控制這些行業能夠更好地達致經濟安全，是需要修正的觀念。真正的全球五百強不是由行政力量“打造”出來的，而是從競爭的優勝劣汰過程勝出的

　　德國首任總理路德維�！ぐ�哈德是竭力推行社會市場經濟的頭號人物。他提出了“Wohlstand für Alle”的口號。該口號的中文意思就是“全民富裕”，或者“共同富�！薄？上У氖�，幾位中譯者把它翻譯成了“大眾福利”，而且成其為約定俗成的用語。

　　競爭是和諧之路

　　其實艾哈德是德國著名的弗賴堡學派思想的皈依者，堅信競爭是通往繁榮的必由之路，競爭可以帶來“全民富�！薄０�哈德恰恰反對代表再分配國家或者福利國家理念意義上的“大眾福利”。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戰略家，他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標。當時初期的改革路徑選擇也是引入競爭。在此意義上，鄧小平的理念與艾哈德是一致的。

　　我國正在大力創建

和諧社會。我國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初看一眼，競爭似乎與和諧社會水火不容。記得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些青年學生提出質疑，認為競爭給人帶來壓力，帶來心境的不和諧和社會的不和諧。

　　仔細體味，競爭既是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諧社會的內在因素。競爭給人帶來心境的不和諧，此話貌似有理，其實似是而非。沒有競爭，才給人帶來心境的更大不和諧。就像一潭死水，黑、濁、臭，屬于細菌大肆繁殖的溫床。社會也一樣，失去了競爭，就失去了活力。沒有一點競爭，社會就是死海，屬于繁殖寄生蟲的“天國”。競爭充分的社會，才是充滿活力的社會。沒有競爭，人不能盡其才，(財)物不能盡其用。

　　競爭帶來繁榮

　　競爭帶來繁榮，經濟學家已經對此做了嚴格的證明。競爭與市場是難兄難弟。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認為，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使得無數個體在追求自利的過程中無意之間達致了公共福祉，其實就已經為競爭懷疑論者指點了迷津。

　　計劃經濟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它成為低效率的代名詞。只有競爭才能不斷做大社會的大

蛋糕，才能使得勞動力、資本擁有者和土地占有者通過其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投入獲得最大程度的回報，也使得政府能夠在個人權利保護和公共選擇框架內長期獲得較多的稅收，用于再分配。而且再分配既要受制于“民主法治”的總體要求，又以不造成再分配前后的社會成員相對收入結構不發生扭曲為前提。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和“安定有序”。此外，競爭的社會和競爭的市場可以容納最大數量的中小企業，而無論是國內國外，中小企業容納了最大部分的就業。這也佐證了上述觀點。此外，我國近30年來的經濟市場化和經濟競爭使得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更為關注環境保護，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已經成為可能。

　　促競爭、反壟斷并進

　　綜上所述，競爭是社會的(social)，而不是反社會的(asocial)。競爭已經成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素。但是，競爭也可能會導致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后兩種現象帶著“競爭”的字樣，卻是反競爭的。壟斷可能是競爭的結果，但屬于限制競爭的極致。按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的觀點，壟斷可以區分為畫地為牢的壟斷和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對于前者，包括哈耶克在內的奧地利學派成員是一致反對的。對于后者，奧地利學派認為，只要存在市場開放，就不會持久。這一點其實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中已經涉及到：如果存在潛在市場進入者，壟斷者的定價就會傾向于低于最高壟斷定價，介于最高壟斷定價和競爭性市場價格之間；而潛在進入的威脅越大，定價越是接近競爭性市場價格。

　　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也同意市場開放最終會打破原有壟斷格局的結論(比如古諾模型就是寡頭競爭取代壟斷達致均衡的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講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并無壞處，是以存在開放的市場為預設前提的。如果失卻了這一前提，就失去了競爭；有了這一前提，就有競爭，哪怕是潛在的競爭(因為有巨大的潛在進入威脅)。壟斷定價誰都會受不了。

　　但是，按照德國弗賴堡學派的觀點，即便是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也就是因高效率而引致的壟斷，也存在可能的私人權力被濫用的問題，需要用建立和維護一種競爭秩序來防止私人權力的濫用。這一邏輯思考為現代反壟斷法提供了依據。畢竟短期的壟斷造成短期的壟斷定價，對于現代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也是一種痛苦。微軟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在全世界各地經常受到打壓，就是這個道理。

　　在我國，國內企業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基本上還沒有，但是，隨著我國進入WTO，大量跨國公司進入國內，很可能會濫用其可能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因此，加入WTO之后，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和競爭政策很有必要。

　　打破畫地為牢的壟斷

　　當前，我國存在不少畫地為牢式的壟斷。比如鋼鐵、電力和電信行業就是如此。這些行業一度被看作為“自然壟斷”行業。但隨著國內外的技術進步和大量作為局部社會工程技術的機制設計，它們已經成為競爭性行業。不過，我國在這些行業的壟斷、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十分明顯，而且絕大部分是政府部門、行業主管部門授權的。這反映了我國往往為了部門或者行業利益而置產業政策于競爭政策之先的現象。

　　認為由國家控制這些行業能夠更好地達致經濟安全，是需要修正的觀念。真正的全球五百強不是由行政力量“打造”出來的，而是從競爭的優勝劣汰過程勝出的。

　　對于畫地為牢的壟斷和以高效率為基礎的壟斷，我們都需要建立一種競爭秩序來維護競爭過程的正常運作。遺憾的是，在改革開放近30年的今天，我們的競爭優先理念還沒有充分樹立。而且，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反壟斷法，而反壟斷法屬于經濟憲法，是我國市場經濟大廈是否最終落成的標志。上述分析說明，加入WTO之后，我國反壟斷和促進競爭的任務日重，而市場則在更為迫切地召喚反壟斷法的出臺。因此，我們應該加快出臺反壟斷法。這里還需要提醒一句：我們主張的反壟斷法不是一種保護各種部門和行業壟斷的“反壟斷法”，否則我們所建成的市場經濟大廈也將是一種臃腫的“胖子工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德國維藤大學經濟文化比較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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