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徐以升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7年年會于昨天下午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大國發展中面臨的挑戰”，論壇成員吳敬璉、龍永圖、王建等做了主題發言。

　　與會的經濟學家、企業家等就大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展開了討論。《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出席論壇，并將發言整理如下。

　　吳敬璉：大國發展要有人文思想基礎

　　我講的題目是《從大國崛起看民族富強之道》，題目我覺得不太貼切，因為是不是大國和是不是崛起其實關系都不大，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夠滿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強的要求。我們是正在一條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這道路并不很平坦，因為好幾代人為此而努力，到現在才看見曙光。所以我們很需要吸取別的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使得我們走得更順一點。

　　我對后發優勢的體會，主要是后發國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過的彎路，不犯前人的錯誤，吸取人家好的經驗，使得路走得更順一些。所以我很贊成在大國崛起前面講的一句話，是讓歷史照亮未來的星辰。

　　有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如果能做得比較好，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增進得比較快。一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四是中等收入階層的興起。民主和法治可以看成是兩個問題。

　　首先一個問題是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經濟有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一種就是市場配置，一種是計劃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

　　但這個問題還存在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最容易出現的一個混淆是什么叫市場經濟，在認識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產生的問題就是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只要是商品或者資源，都是通過市場來的。于是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多少都經過重商主義的階段，重商主義代表了企業。但問題就在于重商主義的政策能給國家帶來長期的繁榮嗎？

　　重商主義有兩個特點，一是政府高強度的干預，另外就是貨幣是唯一的財富，發展的目標就是積累財富。

　　許多國家確實在發展初期采取的重商主義政策，葡萄牙、西班牙就是。重商主義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時間里是讓葡萄牙、西班牙發展很快，但是它并不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此外重商主義還造成嚴重的腐敗。

　　其次，是民主與法治。可以分開來看，因為法治和民主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

　　實行法治有兩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個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

　　法治和民主的關系問題，人們最近也有議論，有人說，有法治就能夠維持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轉。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確實時間可以先后、重點可以不同；另一方面，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要保證法律符合公眾的利益，而且要保證法治能夠持續下去，如果沒有民主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個問題是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這是人文思想的基礎，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學和文化是很難發展起來的。

　　我們現在講增長模式轉變，早期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現代經濟增長模式要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這里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立足于理論科學，或者說基礎科學研究的應用、技術的普遍運用。而基礎科學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沒有思想的解放、沒有文藝復興后來的思想運動所打下的基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在這方面的進步對我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最后一個問題是中等收入階層的興起。一些發達國家真正走向社會的穩定，持久的繁榮，都有一個基礎，就是社會結構的問題。

　　傳統社會是個啞鈴形的社會，中間階層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開始，中間階層，或者叫中等收入階層，開始壯大，但是總的來說人數還是非常少的。這個情況在20世紀，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發生轉變以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是因為增長模式轉變以后，專業人員在整個社會生態體系中的作用變得非常重要，他們的人數增加，社會地位提高了。所以現代社會就變成一個橄欖形，而這個中間階層其組成人員是專業人員。

　　在一本書里講了一個數字，美國勞動力總人數1900年是2900萬，1970年是8000萬，其中體力勞動者1900年是1000萬，1970年是2900萬，增加了190%，白領工人在1900年是500萬人，1970年是3800萬人，增加了600%，白領工人的總人數比藍領還多。

　　啞鈴型社會通常是不穩定的，而橄欖型的社會則容易實現穩定增長與和諧。所以從別的國家的經驗看，我對于最近流行的分析非常懷疑，就是說現在我們社會有兩種：一種叫精英，一種叫草根，或者叫大眾。我對這種分析表示擔憂。

　　(演講者為吳敬璉，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報記者徐以升根據吳敬璉在“2007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的演講整理，有刪減，未經作者審閱)

　　龍永圖：承擔大國義務

　　我講一下關于大國崛起中中國的形象問題，特別是國際形象。中國需要樹立一個什么樣的形象？樹立這樣一個形象的著眼點是什么？著眼點就是要讓全世界，至少大多數國家相信中國的崛起是機遇而不是威脅。在這方面有兩點需要注意。

　　一是應該建立起負責任的形象。這包括兩個方面，塑造守規則、按規則辦事的形象；塑造承擔起大國義務的形象。

　　其中，怎么樣在全球樹立守規則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加入WTO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接受WTO一整套規則體系，來說明中國是按規則辦事的，這是中國加入WTO最重要的國際戰略。其次，承擔義務。雖然中國現在整體上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要成為大國就必須要承擔起大國的義務。

　　中非論壇以后，中國愿意為發展中國家承擔起自己的義務，還有關于溫室效應、全球變暖的問題等。如果我們在這方面不早動手、不承擔起義務，大國的地位就會受到很大的挑戰。今后中國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這一點不可否認。

　　二是應該建立起開放的形象。首先要繼續中國的市場開放，這個問題我們雖然說得很多，但是始終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沒有做好。

　　怎么樣使中國的市場開放與中國的發展、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相匹配，這對我們非常重要。在對外開放關系中采取更加寬容、更加理解、更加包容的心態和政策也非常重要。

　　王建：只有靠自己“創新”

　　所謂大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說有哪些我們以后必然繞不過去的事情，我們面對哪些難題是必須謹慎處理的，如果處理不好，大國崛起之路就有可能走彎路，甚至走不過去，我主要想講兩個對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怎么解決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變動互相適應的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我們改革差不多30年了，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國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在這近30年當中大家都共同接受一個觀念，就是說保持一個穩定的意識形態、一個穩定的政治結構，這是中國在推動社會化進程當中、保持經濟連續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感覺到社會的經濟基礎變化中，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已經累計接近到質變的時期。怎么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適應的問題？在中國市場化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碰到了越來越嚴重的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制約。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講中國特色，但是我們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可以說沒有什么特色，還是在重復重化工業的老路。吳敬璉老師一直批評重化工業的道路，強調資源是不可持續的。

　　我覺得我們不能走傳統工業化的道路，用傳統工業的資源煤、石油、鋼鐵、有色金屬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化社會。我們必須得走出一條新路。雖然我們現在也提出來創新型國家等，但是我們必須走出一條新的工業化技術路線，不能復制傳統工業化的路線。對這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形成共識。

　　此外，我們提出創新型國家，但此“創新”的含義還不是我講的創新的含義。發達國家基本的重心已經轉到虛擬資本，轉移到金融資本市場，這個變化使他們在物質生產里繼續追逐技術進步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如果要走新的技術路線只有靠中國人自己，別人替代不了。

　　發達國家技術是比我們先進，但是對新的技術路線，他們感興趣的程度恐怕很小。他們也沒有技術創新的精神。所以，歷史的責任在我們肩上，中國人怎么能夠突破資源和環境的瓶頸，走出一條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