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文 今年，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15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

　　如果再往前回溯，一幅有趣的歷史機緣映現在我們面前：

　　60年前——1947年，鄧小平與劉伯承揮師挺進大別山，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兩年后，中國共產黨打敗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

　　40年前——1967年，“一月革命風暴”肆虐，鄧小平與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當作全國最大的走資派打倒、批斗，由此釀成十年內亂，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30年前——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以他特有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批判“凡是派”，主導教育、科技戰線撥亂反正，恢復高校招生，啟動農村改革，催發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大潮。

　　20年前——1987年，他主導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繪制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藍圖。

　　15年前——1992年，在改革開放一片沉寂，“姓社姓資”爭論驟興之際，他毅然南下發表振聾發聵的南方談話，推動全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改革開放大潮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勢如破竹，一往無前，使國家面貌、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五年后，在作了最后的政治交代——編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之后，離我們而去……

　　這就是鄧小平！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中的重要成員，為推翻“三座大山”、創建新中國建立了卓著功勛。他又是第二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創立了中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造就了一個改革開放、生氣勃勃、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可以說，鴉片戰爭以來，我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中華振興，在鄧小平及其繼承者江澤民、胡錦濤手中得以初步實現。

　　今天，我們紀念鄧小平，感戴鄧小平，學習鄧小平，就應當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偉大旗幟，去完成鄧小平未竟的中華民族振興的大業。

　　15年來，我們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指引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比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距拉大，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增長、資源消耗和生態惡化壓力越來越大；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決策存在“暗箱操作”，老百姓維權十分艱難；權力與市場結合產生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大案、要案、窩案不斷發生，社會正義、公平受到損害；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人與人之間關系商品化，社會風氣不好，等等。由此，近年來引發了市場化改革以來第三次大的爭論。

　　在第三次改革爭論中，質疑改革的言論洶涌，有的認為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成為新“三座大山”，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有的認為改革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這樣下去會改變社會主義顏色，導致共產黨下臺。有的抨擊市場化改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新自由主義是美國和平演變的工具，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人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還有個別“左派”人士，公然把我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指責為“推行私有化”；把我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指責為“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推行自由化”。他們甚至攻擊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是“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的東西”。

　　面對種種對改革的指責，我們重溫一下15年前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的：“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 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深根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話，今天讀來，依然是這么親切，這么深刻，這么有針對性，這么及時、重要、發人深思，真是大音希聲啊！

　　第三次爭論中提出的問題也說明，我們不能回避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要勇于創新，積極應對理論上的挑戰。15年前，鄧小平同志曾說“不搞爭論”是他的一個發明，為了爭取時間干，他主張不爭論。這是很對的。1992年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正是不搞爭論、凝聚共識、集中力量干的結果。問題是，不爭論沒有在思想理論上真正解決問題，到一定時候，它又會冒出來。第三次改革大爭論就是如此，因此在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明確表態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以后，那些人仍然堅持爭論。可見，改革發展到今天，應當堅持理論創新，使基礎理論研究不斷有所突破，這才能統一全黨思想，更堅定地打好改革攻堅仗。

　　鄧小平的偉大，就在于承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決心創造社會主義新模式，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看待所有制問題，如何看待計劃經濟，我們需要結合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實踐，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要從結構的社會主義觀轉變到功能的社會主義觀上來。去年九月，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主辦了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暨“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研討會，吳敬璉、高尚全、劉吉、楊啟先、王占陽、徐景安等專家學者，都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新理論。這是可喜的現象，很值得提倡。

　　其次，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也要作科學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關于經濟人的假設和人自私本性的論述，有一定理論價值，是我國啟動改革的一個理論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設，也為世界經驗所證明。我國改革將傳統的大一統公有制轉向多種所有制，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鼓勵私人、個體經濟的發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慮。當然，為了保障公共利益，由政府投資、運行和管理公有制企業，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國未來不可能全部私有化是肯定的，但私有制有效率的理論不應被推翻。再如，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是市場化建設的目標和方向。我國目前壟斷現象還比較嚴重，競爭很不充分，信息提供和披露也很不規范，存在許多暗箱、黑箱。要搞市場經濟，實現公平競爭，就應當從法規上、制度上、政策上以至觀念上朝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化的目標努力。此外，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關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設，是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向政治領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義強調個人獨立性、選擇性、創造力、想像力、責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權利，對政府機構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這有一定積極意義。當然，我國幅員廣闊，情況差別大，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如此，保障個人創造力和活力，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干預，這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有一定參考借鑒價值。

　　第三，我們要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模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描述的“純粹市場經濟”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市場經濟確實不是萬能的，也存在固有的缺陷。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眾從“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政治人”，轉變為追求經濟利益的“經濟人”，這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創造了豐富的社會財富。不過，“經濟人”也不是我們的理想人。“經濟人”崇尚物的物質主義、經濟至上的經濟主義、刺激消費的消費主義，以及科技解決一切的科技主義。這樣，以物質享受為目標，以自我為中心，成為“經濟人”的主要價值取向。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從以物為本位轉向以人為本位，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相處，和平崛起，把西方現代化同東方人文精神融合起來，從“經濟人”轉化為全面自由發展的“和諧人”。這種“和諧人”，是創造物質財富又創造精神財富的人，具有信念又誠實可信的人，具有愛心和熱心公益的人，具有理性精神并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實現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這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文明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

　　在鄧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今天，我們依然牢牢記住15年前他在南方談話中說的最后一句話：“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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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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