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艾倫(L·Alan Winters)

　　沙希德優素福( Shahid Yusuf)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出口高歌猛進，印度在全球IT服務市場中的份額也越來越大，這兩者交相輝映，共同改變了全球貿易的格局。

　　2010-2015中國競爭力

　　目前的這種形勢對中國、印度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意味著什么呢？對于全球產業格局可能又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在未來10-15年里，中國仍將以出口制造業產品為主，在進口上，主要購置初級品、精密設備、儀器及零件。中國對新材料和能源方面的需求，導致其從不發達國家的進口日增，2002年，吸收了這些國家35億美元的出口額，是這些國家的第三大出口市場。關于初級品的進口，主要問題是中國會以怎樣的速度轉變為食物和相關農業品的凈進口國。1996-199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達到頂點，盡管此后產量開始下降，但是2003年仍保持了糧食的凈出口(1，990萬噸)；2004年也僅僅進口500萬噸。將食品與牲畜看作一個整體，中國到2004年末在這方面仍維持著97億美元的凈出口地位。為支持其工業生產力的大規模擴張，并獲得技術轉移的渠道，中國進口大量的機器、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前兩種復雜的生產資料幾乎全部購自發達國家。考慮到學習的難度、知識的隱性化和研究的累積性，一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只能逐步積累，因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持續這一流入趨勢。不過，后一種產品：電子零部件的進口，情況則較不明朗。自1995年開始，這些原件的出口急劇增長，主要由一些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生產。中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主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其貿易開放促進了東亞地區的相互依賴。然而，由于近期中間產品的制造者傾向于更靠近市場和最終裝配者，供應鏈上的要素紛紛轉移到中國。在未來十年，這一過程將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到中國，尤其是在汽車工業。

　　出口方面，在2010年到2015年間，即便考慮工資上漲，中國仍將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保持競爭力。2004年，中國實際工資比1989年上漲了2.11倍；2004、2005年，工資上漲的速度在加快，尤其在沿海城市，盡管其生產力也提高了。這種趨勢并不令人擔憂，因為中國仍然有3.5億剩余農村勞動力，其收入遠低于城市工人。為了充分利用這些剩余勞動力和低廉的土地成本所帶來的優勢，中國將不得不把勞動密集型工廠移到內陸。譬如中國目前已在通過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試圖將工廠搬至西南部省份了。如果這種努力成功了(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時間)，中國在

　　中國是電子產品、信息和通訊科技產品的第二大市場，也是最大的出口國。這些產品在中國市場的潛力吸引了大部分生產電子產品、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跨國公司，包括來自中國臺灣與韓國的公司。2003年中國最大的三家出口商都是臺灣電子企業的子公司，如富士康和廣達；一些整車生產商和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已經把其地區總部轉移到中國，并計劃轉移更多的研發和設計業務去中國，比如豐田和

　　羅蘭-霍爾斯特(Roland-Holst)和維斯(Weiss)最近關于中國貿易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的競爭力已超越它的鄰國東盟成員國們，盡管后者的出口絕對值在增加，但是它們在出口市場上的份額正在喪失。羅德瑞克(Rodrik)也持相似觀點，認為日趨成熟的中國給東南亞國家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

　　伴隨每年新增逾500萬的高中畢業生，中國的勞動力中將有很大一批人勝任相對要求較高的工作，而不僅僅局限于低技術水平、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裝配操作的程度。

　　中國的高校入學率從2004年的19%上升至2005年的21%。目前，中國每年新畢業的理工科本科生達到60萬之多。在未來十年里，理工科畢業生總數可能超過500萬。同印度一樣，中國頂尖的理工科學生堪與世界范圍內的優秀同輩比肩競爭，他們正在科學論文的發表與專利申請方面做出成就。科學工作者與工程師的數量劇增，確保了中國能在尚處于經濟不發達階段便進入某些高科技領域(譬如納米科技領域)，這一點不同于其他較小的國家。中國輸出了大量的畢業生在海外的先進實驗室就職，如果他們這些擁有多年海外經驗的“海龜”回到中國，便能確保中國有能力進入其他的高科技領域。推動這一變化的催化劑便是不斷增加的研發支出，在2005年已經達到了GDP的1.4%(2000年這一數字還是1%)。除此之外還有無數的配套政策，鼓勵有技術能力的“海龜”歸來。

　　當然，中國本土高校的畢業生質量依然令人存有疑問。麥肯錫的研究表明，這一質量似乎不盡如人意。僅有10%的高校畢業生被認為能勝任跨國公司的職位。然而，中國20余萬家工業企業、廣大的服務業部門、政府機構以及大學，卻不得不聘用這些質量不盡如人意的畢業生去擔任其管理與技術職位。

　　印度的“第二種模式”

　　相比于中國，印度的商業環境較少鼓勵制造業與出口的發展。這表現在兩國制造業數據的顯著反差上：不管是用制造業占經濟的比重還是用制造業的絕對數額來衡量。因而，作為一個大國，印度在工業方面的全球影響力較小，起碼相對于其巨大的人口來說較小。在其制造業的出口中，僅僅在紡織業上達到了具備一定的影響力。印度出口取得長足建樹的另一領域是IT服務業。由于工業化的水平相對不足，印度對于原材料、機械、中間產品以及消費類產品的進口要遠遠低于巴西、墨西哥和韓國(這些國家在2004年經濟規模與印度相仿)。

　　自本世紀開端以來，印度在全球擴展其腳印。展望未來，印度經濟及其貿易關系在全球舞臺上將更為矚目，我們必須重視它的全球影響力。雖然即便印度的GDP在未來十年翻一番，也只能達到今天的中國三分之二的水平，但是其擁有的勞動力資源，不斷增長的人力資本，以及國內市場的潛力，這都孕育了印度有望媲美中國成為工業龍頭的能力。至于這些能力能否被合理的利用，從而顯著增強印度的國際影響力，取決于印度在一些關鍵產業的競爭力發展。我們認為，在未來十年內這很難實現。

　　如果印度延用快速騰飛的東亞經濟體所采取的增長模式，即以制造業為主導力量，那么，在充足的要素供給下，印度需要迅速擴展其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產業，同時加強建設原材料產業(譬如石化工業和冶金工業)以及下游的工程與交通運輸業。此外，盡管國內市場依然會是這些產業的主要出路之一，外商對于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和在出口市場的成功將是取得快速發展的關鍵(正如中國的例子)。如果印度遵循東亞模式，那么其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目前低于16%)需要在15年內翻一番。這就需要相關產業的年均增速達到兩位數，創造急需的就業機會，同時出口達到總產出相當高的比重。

　　另一尚未被他國所嘗試的模式，則是通過國內與國際需求所帶動的服務業的加速擴張來實現經濟增長。目前看來，一些關鍵的服務業部門似乎能夠引導經濟增長。服務業在整體上已經是印度經濟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占GDP50%)；一些部門已經呈現跳躍式的發展，但投資增長與生產率提高的空間依然很大。

　　這兩種不同的模式，對于印度的區域影響力，乃至全球的產業格局，有不同的意義。哪一種模式更可能持續，取決于他們在未來關鍵領域的生產能力、競爭力，以及所生產產品的需求情況——包含了國內需求和國際需求。

　　我們很容易追蹤第二種模式在印度的發展。1990年左右，印度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與其他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差不多。自那以后，這一比重的提升速度超過了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到2005年已顯著高于低收入國家的一般標準。商業服務與軟件業是這一增長的先鋒力量，從事這些業務的印度企業已經躋身全球最大企業的行列。IT服務業已經占到整個服務業GDP的6%，在2004/05財年，其創造的收入達到了300億美元。這一部門的出口也達到了120億美元(2003/04財年)。營業額和出口額自2000年開始均迅猛增長，年均增速分別為30%和31%。這一部門的就業也顯著增長，目前達到了300萬人，主要集中在五六個大城市。換言之，盡管過去五年里IT業的發展在印度經濟中可謂獨樹一幟，但其規模仍相對較小，而服務業的整體能力也局限于軟件應用開發與維護，以及低附加值的終端處理服務(包括金融、法律、醫療、會計及其他業務中的處理工作)。這意味著，目前主導印度服務業的仍然是客服中心、專業服務、數據錄入、軟件維護等，而遠未達到電腦設計與操作系統開發的高度。但印度在后者上的潛力不容忽視，特別是考慮到印度本土企業例如TCS和Infosys的崛起，以及跨國企業越來越多的投資于印度。Intel的最大的芯片設計中心就在印度班加羅爾；IBM與Cisco也在這里建立了主要的芯片設計室。AMD與德州儀器也將在印度迎頭趕上。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印度目前在全球商業服務出口中的份額僅有3%。

　　“一切都將緩慢的發生”

　　從高處鳥瞰巨人的崛起，我們對于全球產業格局的演變有以下的觀察：

　　首先我們觀察到，中國在廣大工業部門中迅速建立起來的生產能力相當引人注目。這反映了技術的威力：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貿易，技術得到了擴散。通過投資于人力資本、廠房、設備以及基礎設施，技術得到了裝備。最后，技術再與組織化的勞動力相結合，就改變了全球的游戲規則。這證明，如果一國擁有明確的政策決心，有能力吸引資本和改善基礎設施，那么追趕甚至超越發達國家便會相對容易。

　　其次，大國較容易做到規模經濟，從而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中國目前已經在中低端工業(甚至包含部分高科技工業)中取得了主導性的領先地位，在未來15年內這一優勢還會進一步強化。盡管很多需要高度研發能力的復雜產品和零件可能依然會保持在發達國家生產，中國的工業能力對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制造業會造成巨大壓力，迫使他們重新思索和約束他們的工業雄心。這些國家的制造業是否能取得一線生機，取決于他們的工業創新能力能否達到甚至超過中國的水平。只有創新才能帶來競爭力，因而這些國家對于創新的投入必須達到或超過中國的投入水平。

　　印度很可能會在軟件業、商務處理與咨詢業(包括設計業與工程服務業)方面成為一支主要力量。它競爭的主要對手將是中低收入國(包括中國，中國很快將在熟練勞動力數量上取得優勢)，而非這些行業的現有領導者，譬如德國、日本和美國。當然，印度也會發展它的制造業，但起碼在未來十年里，要成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汽車業與電子業的生產大國，印度的機會是相當渺茫的。相反，印度更可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成為一支主要力量，包括工程產品與服務領域，發揮它的技術優勢，特別是軟件技能。當然，印度的眾多制度瓶頸、基礎設施差距，以及技術勞動力的短缺，仍將是拖住其工業發展的后腿。

　　毫無疑問的一點是，由于擁有半熟練的、紀律嚴密的低工資工人，中國將繼續在未來十年內保持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令人敬畏的競爭優勢。但一旦具備良好的國內政策與國際環境，印度也將成為這些領域的主要競爭者。

　　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認為，全球制造業與商業服務業將會呈現簡單的一分為二現象：中國和印度成為主要生產者，而其他國家則專司于提供資源。原因很簡單，比較優勢的法則并沒有失效。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成功，也逐漸造就了影響其競爭優勢的因素：中國沿海地區的工資上漲，已經顯著削弱了這一地區的勞動密集產業的競爭力。盡管將廠房遷移到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內陸，可以一定程度上推遲中國喪失競爭力那一天的到來，但長遠來看，從農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將使得農村平均收入提高，從而使得內陸的整體收入水平也將逐漸升高。只要有合適措施的配合，印度(以及其他的低工資國家)將成為中國工資上漲的主要受益者，正如中國曾經在過去20年間，受益于東亞四小龍的工資上漲所帶來的產業轉移一樣。印度會逐漸成為與中國規模相仿的全球主要出口者，而后其工資水平也將迅速上漲，當然，這一切都將緩慢的發生，在未來十年內就成為現實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我們應該明白，并不能僅僅從中國與印度每年培育出數以百萬計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認為它們會很快占領全球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高端市場。作為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這兩大巨人在迅速擴展其現代工業與服務業時，必然需要大量的科學家以及工程師以滿足國內經濟活動的需求。然而，鑒于它們擁有的真正具備能力的人才有限，中國和印度將僅能在寥寥幾個領域做出領先于世界的新科技研究。

　　(全文見世界銀行2007年2月報告《與巨人共舞：中國、印度與全球經濟》(Dancing with Giants: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本報記者胡敬艷、實習記者王露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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