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入世5周年的時候對這5年的歷程進行盤點，最大的感覺首先是“出人意料”——當初被激辯雙方頻繁提到的“沖擊”，實際上似乎從來也沒有現過身，甚至連入世談判時最擔心的汽車、金融、農業等“弱勢產業”或“幼稚產業”也都實現了平穩發展，甚或超出預期的增長。因為這一出人意料的結局，中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相信開放有利于經濟增長

　　入世5年來，一些行業的對外開放產生了始料未及的結果。以汽車行業為例，入世協議中汽車業的保護期為三年，即三年內仍然實施進口汽車配額。但是由于中國的汽車產業確實發展得非常快，國內汽車價格和國外汽車價格接軌得非常快，入世的第二年就開始放開進口配額。到了第三年，汽車進口配額幾乎失去效用。其結果就是汽車價格下降，銷量大幅增長。2006的轎車銷量預計將突破300萬量，而2001年時的轎車銷量還不足100萬輛。而且中國的汽車進口量并未相應大幅增長，本國生產的汽車仍占據了中國汽車市場的大頭。

　　龍永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覺得我們多爭取了一兩年的保護期，談判過程簡直是焦頭爛額，但是最后沒有起作用。誰也沒有辦法預測現在的狀況，連當時最樂觀的外國汽車商都沒有預計到這一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貿組織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在接受《經濟》專訪時稱，入世之后突出的變化就是，發展環境越來越好了，中國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

　　美國《華爾街日報》在評點中國入世5年來的變化時寫道：中國的經濟規模在過去五年中增加了近一倍，200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萬億美元。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現在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以及第三大出口國。中國每年獲得的外商投資額從2001年以前的約400億美元一路增加到500億、600億乃至2005年的700多億美元。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研究員在《2007年中國社會藍皮書》的發布會現場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三次高速增長的周期，前兩次分別都是持續了三年。但第三次增長，是從2003年開始到現在仍在持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沒有的。出現這樣的發展態勢恐怕與入世有直接的關系。

　　中國改變世界

　　入世不僅改變了中國，更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來改變世界。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2006年12月11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進行了評價。她將中國入世稱為“現代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她說，過去5年，中國以堅定的信心，對部分經濟結構和政府機構進行了改革。中國頒布或修訂了1000多部法律法規，以使其貿易體系符合WTO規則。中國還降低了對美國工業至關重要的商品的關稅——從1997年的平均25%降至今天的7%，農產品關稅也有類似幅度的削減。此外，中國降低或消除了大量的非關稅壁壘，放寬了國際服務提供商的市場準入條件，提高了政府程序的透明度。過去五年中，這些措施促進了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使得美國對華出口增長了190%左右。今天，中國已成為美國第四大出口市場——10年前的排名為第15位。

　　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世界貿易組織2005年12月14日在香港舉行的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說：“中國為多邊貿易體制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工業品的關稅由加入前的42.9%降到了9%；尤其是農產品關稅由54%降到了15.3%，而目前世界農產品關稅的平均水平是62%！在WTO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成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做出如此巨大的削減，包括發達國家成員。中國的服務貿易也開放了100個部門和分部門，已接近發達國家的程度。”

　　公允地說，中國經濟目前的開放程度比日本和印度要大得多。日本為外國企業設置的關稅和規章制度壁壘早已聞名遐邇。雖然日本的經濟開放度比上世紀80年代有了提高，但目前進口額仍只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1%左右，而中國去年的這一比例已高達29%。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稱：“中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到大街上看看就可一目了然。沃爾瑪的超市開到了中國每一個主要城市。這家美國零售商目前在中國有66個門店，且還在不斷增多，但它在印度迄今還沒有一家門店。”

　　入世與百姓生活

　　從一個普通的消費者的角度，其實無法感受到入世所帶來的直接的影響，或者說人們不知道哪些變化是入世帶來的。

　　新浪網在2006年12月11日之前的幾天進行的一項“中國入世五年來百姓生活十大變化”網絡票選中，得票率最高的前5位分別為：房價增漲，不斷創高(80.29%)；汽車越來越便宜了，車型越來越多了(67.78%)，汽油的價格總是在漲(67.45%)，手機品牌越來越多，價格越來越便宜(66.42%)，電腦基本大家都買得起了(56.75%)。這其中，“汽車越來越便宜了，車型越來越多了”應該說與入世直接相關，而其他的幾種變化則很難說與入世有直接的關。龍永圖講過，中國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因為這是一場政府間的談判，達成的協議是政府間的協議，所以履行協議的主要任務是放在政府的肩上。但是，由于這場談判涉及到的很多問題都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比如汽車業在中國入世后的發展使得消費者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件事中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

　　龍永圖認為，在衡量一個經濟政策的利弊時，不僅僅是要看生產者怎么反應，更重要的是看消費者的反應。“我們的產業界都有他們強勢的代表，政府有他們的代表，但是我們的消費者是分散的，基本上沒有一個很大的聲音。所以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的聲音在整個經濟決策和經濟決策執行過程中起的作用是很少的。”龍永圖說。

　　繼續開放是必要的

　　蘇珊·施瓦布認為，中國的改革勢頭已開始放緩，國內反對進一步開放市場的呼聲開始高漲。政府——特別是省級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所加強。

　　很多人發出這樣的疑問：還有什么能夠推動中國在今后5年乃至更長時間繼續推行旨在開放市場的改革？從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起，中國走上了一條逐漸取消關稅和其他貿易及投資壁壘的道路，現在已經沒有更多明文規定的改革要求尚未執行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貿組織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表示，入世過渡期后，我們還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開放還是遠遠不夠的。

　　未來5年對中國的發展而言將是更加重要的一個階段。龍永圖認為，中國這么多年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開放。龍永圖說：“我們應該自己給我們自己加壓，主動進行對外開放，而不要在外國人的壓力之下被動地進行對外開放。況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還要不斷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每一次談判都有新的開放措施。中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都要履行這樣一些新的開放措施。所以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壓力。”

　　龍永圖說，中國入世得到的一個特別的好處就是“壓力”：“我們始終要把這個壓力作為推動我們前進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我們還要不斷地擴大對外開放。我們中國的企業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以后，我們開放的條件比任何時候都好，比任何時候都成熟。”

　　張漢林在接受《經濟》專訪時稱，中國目前現在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經濟結構調整相對滯后，特別是服務業發展不足。希望通過對內、對外開放來更快地發展服務業，增加就業機會。第二，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利益在不同的地區、產業和人群之間分配不均衡，尤其是東中西部在對外開放程度和步伐方面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在中國入世之后比入世之前更嚴重了。

　　中國入世受益最多的是制造業，與之相比，服務業的發展仍顯不足。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發展中國家平均在50%左右，發達國家70%以上，而中國才40%。中國市場完全開放了，外資進入中國服務貿易領域非常快。原外經貿部副部長、第二任復關談判首席代表佟志廣說，中國應該加強立法工作，比如《反壟斷法》，利用國際多邊貿易規則來保護自己，同時打消外國投資者顧慮，擴大吸引外資。

　　入世契合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專訪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吳家煌

　　吳家煌，現任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原外經貿部關貿總協定(GATT)處的第一任處長，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參與了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同時進行復關談判)。后從外經貿部調任海關總署任關稅司司長，負責關稅談判，一直到1999年退休。退休后也一直從事世貿組織研究。《經濟》記者在中國結束入世5年保護期的前夕對吳家煌副會長進行了專訪。

　　《經濟》：您如何看待中國入世5年來的整體變化？

　　吳家煌：談論入世5年的變化，不能忘記中國入世有兩大背景：一，改革開放，要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看待入世。二，全球化，我國開放政策迎合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如果把所有的變化都歸因于入世帶來的，是有失偏頗的。很多變化即使沒有入世也會發生，不過速度不會這么快。我們可以評價入世對中國如何有利，但是要和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這兩大背景聯系起來。

　　《經濟》：當時有沒有預料到入世5年后，中國會像今天這樣？

　　吳家煌：當時參與談判時誰也無法預料到今天的情況。如果你問美國人，你們想到了中國的入世之后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績，并且沒有發生重大的沖擊嗎？他們肯定也說沒想到。當時進行比較謹慎保守的預測是很自然的，談判過程中我們一直是如履薄冰。入世后中國實際開放的步伐超出了預期，比如說關稅水平的降低幅度，消除非關稅壁壘等。

　　入世5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入世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擔心害怕是因為我們沒有“跳海”，現在跳下去了，發現還可以，并不如想象中可怕。世貿組織是一個規則主導的世界，如果我們中國能夠掌握規則，我們無論怎么發展都可以尋求安全的。

　　《經濟》：入世談判中，如何判斷一項協議是否對中國有利？

　　吳家煌：我當時只認識到一點：我們不管做出什么承諾，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都要和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是和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是相背離的事情，我們根本就無法承諾。當時的代表團請示中央開放某些行業，最根本的理由就是這個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在這方面，各個行業的認識是一致的。

　　《經濟》：外界對中國入世5年來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整體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也有一些負面的意見，您對此怎么看？

　　吳家煌：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要履行的義務來看，剩下的一塊主要集中在服務貿易上。發達國家對我們的服務業開放程度不夠的批評是偏頗的，第一，他們忘記了我們剛剛才結束過渡期，他們非常著急，巴不得我們馬上全部開放。第二，他們對我們沒有承諾的某些東西認為也必須開放。

　　《經濟》：在中國最受政府保護的行業也需要全面對外開放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今后發展中的風險？

　　吳家煌：我們現在的發展具備了以前所不具備的三個條件：一，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相互依存。二，國內所有和貿易有關的法規都做了調整，涉及兩千多部法律、規章、措施。現在我們的貿易法規與世貿組織的法規是銜接的。三，政府官員和老百姓的觀念都比以前更開放了。有了這三個條件，再來看后過渡時期中國的發展，我覺得中國的自信心更強了，我們有能力處理好開放中的、履行入世義務中的問題和挑戰。

　　《經濟》：這些天我們所能感受到的都是非常樂觀的情緒，似乎入世5年是一個不痛不癢的過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吳家煌：目前的樂觀只是表現在輿論上。有些問題即使和世貿組織分開來考慮，中國歷來也比較重視，比如金融改革，銀行業、證券業，大家都很關注很操心，有沒有世貿組織都要改，入世只是增加了我們改革的迫切性。

　　《經濟》：中國從哪里獲得后過渡時期改革的“迫切性”？

　　吳家煌：我們現在每年還要接受世貿組織對中國履行入世義務的檢查，從而迫使我們的一些關鍵部門不改革也得改革，競爭壓力將會增大。比如說電信業，競爭壓力增大后收費肯定會降低。拿手機的單項收費來說，老百姓再怎么不滿，電信運營商也不會主動取消。但是實現開放以后，除了壟斷供應者之外，還會有外來的供應商，情況就會改變。

　　《經濟》：入世會不會使得中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吳家煌：這涉及經濟安全的問題。一個國家與世界的聯系越多，他的安全度也許越高。關起門來，什么都是自己的就安全了？中國目前資源短缺，融入全球市場可以增加穩定供應。就好像北京市場的蔬菜，全部由北京本地生產相對于周邊省市一起供應北京市場來說，哪個安全程度更高？放大到全球范圍內來看中國經濟，道理也是一樣。

　　《經濟》：那么目前我們應該注意什么問題？

　　吳家煌：過渡期結束以后，我們的農業、工業、服務業都有自己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多少和入世有關。開放之后要參與全球化分工。我們的農業投入了50%的勞動力，卻只貢獻了GDP的12%多一點，不能把農民鎖在生產效率這么低的產業中。不過目前的問題是，農業人口轉移出來后，并沒有相應出現土地集中使用和產業化經營的傾向，值得研究。

　　在工業領域，出口增長這么快，帶來的1萬多億美元的

　　總體來說，入世過渡期結束之后我們要注意的問題與沒有入世我們同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致的。問題是沒有入世的壓力之后，改革的力度可能會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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