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記者 柳立 攝影 一文

　　本期做客嘉賓：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

　　王建 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青聯委員，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并被評選為“1988中國十大杰出青年”。現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

　　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獲一、二、三等科技進步獎。主要代表作有：《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1987年)，提出在沿海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發展大進大出的加工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構想，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為黨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依據。

　　“如果思想上沒有準備，政策上沒有儲備，當衰退到來時就不可能作出迅速而果斷的反應，就有可能耽誤宏觀調控的最好時機。”

　　1月2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06年的主要經濟指標增長情況。總的看，在過去的一年里，中國是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但是在進入四季度以后，經濟增長率卻出現下滑，通脹也有所抬頭，特別是從12月的數字看，投資增長率已下滑到13.8%，為去年最低值，工業生產速度在11月上升了0.2個百分點后，再次下滑到14.7%，CPI則從11月的1.9%猛升到2.8%。另據有關渠道了解，去年12月份的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已從前11個月累計的3.7%轉成負值。以上這些數據的背后，是否已顯示出了在2007年出現“滯脹”格局的前兆？2007年中國經濟走勢將會怎樣？宏觀調控重點將是什么？日前記者帶著問題采訪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

　　記者：記得早在去年年初，您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防止‘滯脹’將逐步成為主題”，是說在“十一五”中期將可能出現“滯脹”格局。在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當中，您是第一個提出這一觀點的，能談談當時的想法嗎？

　　王建：好的。所謂“滯脹”，是指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同時，會伴隨著物價上漲的現象。我的根據是由于在本輪投資周期中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巨大，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新體制作用下不斷拉開，到了投資周期結束，生產能力開始集中釋放的時候，就會出現因生產過剩所導致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另一方面，因為人口增長而土地資源被大規模轉移到工業化、城市化方面，糧食以及食品供應將會出現短缺，從而引發由食品價格上漲所帶動的消費物價總水平上漲。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所想的是出現生產過剩問題在先，而消費物價上漲出現的可能會遲一點，因為自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明顯增加了支農的力度，而且已經出現了糧食產量連續兩年的較大幅度上漲。在一般情況下，糧食豐收年都會出現糧價和食品價格下跌，會帶動CPI的下落，去年夏糧又獲豐收，增長了7%，秋糧也是豐收在望。所以，在去年三季度，我參加有關機構對四季度預測的時候，給出的四季度CPI指數是1%，而前9個月是1.3%。但是自去年10月份開始，全國各地的糧油價格開始明顯大幅度上漲，帶動了CPI的明顯上升，其中10月份為1.4%，11月份為1.9%。在11月份，糧價上漲了4.7%，食品價格上漲了3.7%。看來我對四季度消費物價的預測是看走了眼，或者說我所預計的物價上漲，提前于經濟增長率的下滑到來了。

　　記者：為什么中國經濟會進入到“滯脹”？請您分析一下導致“滯”、“脹”的具體原因。

　　王建：關于“脹”我們要從糧價說起。糧價上漲的原因，有人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由于國家糧食部門收購過量，再加上國際糧價上漲，這兩個短期因素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沒有長期背景，即使有這兩個因素，糧價上漲的也應該不會如此之高。從糧食總產量看，1998年是歷史最高峰，達到5.12億噸，到2003年減少到4.3億噸，雖然從2004年到去年，中國取得了連續三年的大豐收，但糧食產量估計去年也只能達到4.93億噸，仍比1998年的高峰低了3.7%。但是自1998年至今，中國的總人口已經增加了6757萬人，增加了5.4%，在扣除了物價因素后，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水平則大幅度上升了41%，雖然直接的口糧消費明顯減少，但是與8年前相比，城市居民的人均豬肉和植物油消費量增加了25%，水產品消費量增加了50%，禽類消費量增加了120%，而增加這些肉類產品的生產都需要糧食。從糧食的總消費量看，近年來始終在5億噸以上，這樣就在糧食不斷豐產的背景下，仍然不斷拉開了糧食供求缺口，補足這個缺口是靠進口。去年中國的年景雖然還不錯，但是南北美洲和歐洲卻遭遇了災害氣候，糧食生產都出現了較大幅度減產，導致國際糧食貿易量顯著下降，到去年末全球小麥庫存已經降到30年來的最低點，由此導致國際糧價大幅度上漲。去年12月國際糧食的現貨與期貨價格，都大幅度上漲了26.9%和24.2%，玉米現貨價格更上漲了51.8%。由于中國仍存在糧食供求缺口，需要大量進口，所以，國際糧價的波動就會立即影響到國內的食品價格水平。

　　在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曾預測，在規劃期內的5年中國的人口會再增加6000萬人，是一個人口出生的“小高峰”，人口增長對食品的消費需求會增加，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食品消費水平也會繼續提升。按目前消費水平計算，到2010年中國糧食新增供給量要達到6000萬噸，總量要增加到5.5億噸才能滿足需求，這就要求在包括今年在內的未來4年，中國糧食總產量要增長11.6%，年均增長率要達到2.7%。但是在過去的8年，中國糧食產量卻是年均遞減0.5%。但是從糧食供給潛力看，由于中國目前仍處在一個工業化、特別是城市化的高峰內，非農產業對土地供給的要求持續強烈，即使政府會把土地閘門關得很緊，但每年仍至少要保證近300萬畝的耕地占用，5年累計就是1400萬畝，按目前每畝耕地400公斤的平均糧食產出水平計算，要減少560萬噸糧食產量，超過了去年糧食總產量的1%。除非中國的糧食單產水平在未來幾年有大幅度的提高，否則自去年10月以來出現的糧價和食品價格上漲趨勢就不是短期趨勢，而是一個長期趨勢。由于食品占了CPI約三分之一的權重，糧價的長期上漲趨勢，也就決定了消費物價的長期上漲趨勢。

　　在新中國歷史上，糧食連續3年豐收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80年代前半期的農村改革時期，在連續3年糧食豐收后，到1984年就出現了農產品的普遍“賣難”，表明中國通過農村改革已經基本滿足當時的糧食消費需求，因此，導致改革的重心從1984年開始轉入到城市。第二次就是這次從2004～2006年的連續3年豐收，但是卻出現了以糧價上漲所帶動的CPI攀升。今年出現中國連續第四個豐收年的概率幾乎是“零”，如果今年糧食平產甚至出現負增長，CPI指數就會明顯高出去年。所以，在今年出現“脹”的格局已成定局。

　　再來看“滯”。本輪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需求拉動的，但是在經歷了包括今年在內的連續4年的投資高增長后，從投資周期看，到今年下半年將逐步進入尾聲。從新開工項目投資增長率看，到去年前11個月累計，增長率已經下降到只有3.7%，12月則已進入到負增長，說明未來的投資需求增長明顯乏力。從投資完成額看，去年上半年還高達31.3%，全年平均則下降到了24.5%，12月當月則已下降到13.8%的全年最低點。如果在去年新上項目投資已經轉入到負增長，則今年到了下半年，投資增長率可能將低于15%，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到8%的水平了。

　　記者：美國經濟目前已經露出了增長的頹勢，去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還高達5.6%，到三季度已經下降到只有2.2%。這對我國經濟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王建：美國自去年下半年以來，

　　如果今年是內需的“單邊”緊縮，則全年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降到8%，如果外需緊縮同步發生，則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到低于7%，對于出現這個前景，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必須有足夠的警惕。

　　所以，“脹”在“滯”先，2007年可能會出現消費物價持續走高，而在下半年經濟增長率開始下滑，“滯脹”格局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顯露。

　　記者：對宏觀調控來說，“滯脹”格局是一個難題。治“脹”與治“滯”之間還有一定的矛盾沖突，因為解決物價上漲問題需要緊縮需求，而防止經濟增長率滑落則需要擴張需求。能通過什么手段來解決呢？

　　王建：央行最近已經表示，要對已經出現的消費物價上漲高度關注，隱含之意就是如果物價繼續上漲，將不得不實施必要的貨幣緊縮。但是如果在今年下半年出現投資增長率的顯著回落，并帶動經濟增長走低，財政與貨幣政策又都必須采取寬松的取向，這就成了一個“兩難”選擇。而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看，保增長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宏觀調控政策在今年的基本走向，還是要把準備放松作為重點。

　　經濟景氣回落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景氣周期，我們對此是否擁有足夠的認識。

　　中國在經歷了近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后，市場經濟已經生根，從產權關系到分配關系再到經濟運行的特征，都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們雖然早就宣稱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并在國際社會為爭取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作出了廣泛努力，但是許多同志的頭腦中，仍然把中國當做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來看待，具體的表現就是仍認為傳統體制下的需求膨脹才是常態，因此認為只要稍微放松需求控制，就會出現傳統體制中的“放、收”循環，而從不擔心會出現需求不足這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基本特征。如果思想上沒有準備，政策上沒有儲備，當衰退到來時就不可能作出迅速而果斷的反應，就有可能耽誤宏觀調控的最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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