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文 《財經》雜志

　　中國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國際環境中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對“核心重大利益”的定義有待不斷拓展

　　“中國想要什么樣的世界”——這一顯然比“世界想要什么樣的中國”謙卑得多的發問，命名了1月下旬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一場專題討論。這個全球最具規模的“大人物清談俱樂部”年度盛會，今年選擇“權力方程式的變遷”為總主題。在與會者列出的林林總總的權力方程式及其演化的軌跡中，“中國”兩個字不絕于耳：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成因與去向，各國央行能否及怎樣化解也許會到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朝鮮及伊朗核問題的由來與對策，援助非洲的正道與歧途，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調及其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何劃定未來的義務，重啟WTO多哈回合談判的必要與艱難……每一個話題，每一場討論，“中國”二字在全球權力方程式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所有這些議題，沒有中國的參與，已經不可想象。

　　美國前

　　來自中國的一些發言者在這一氛圍中顯出固有的謹慎。在表達了對于世界的善意以及對和平與發展的最大期待之后，他們以謙卑回應謙卑：不，權力方程式并未真正發生從西方到東方，特別是到中國的傾斜；是的，中國當前更關注處理內部發展平衡問題，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既無意、也沒有能力成為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發揮巨大影響的全球力量；同樣的，對于中國在各個國際議題中的參與及責任，也要放在它仍是發展中國家這一現實背景中來衡量。

　　在達沃斯發生的，其實是各國精英心情放松時的友好辯難而已，卻折射了一種越來越無法回避的觀念沖突。在西方世界的語境中，這一觀念曾表現為改革開放之初，戰略家們曾就中國開放國門加入國際體系是否包含“陰暗目的”的爭論，也重現于上世紀90年代以后十余年間，就中國是否為國際體系“搭便車者”的學術討論；在2004年中國“崛起”成為關鍵詞以來，它獲得了更多的內涵：中國已經成為崛起中大國，應當成為國際秩序“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一詞，當然并非出自前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個人的判斷；它可以肯定地是代表了美國政府的立場，并迅速在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獲得廣泛認同。一方面，它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承認中國可以在重大議題上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開出了兩個隱含的條件或是希望：中國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中國作為大國應在更多議題上發揮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與義務，而不是“選擇性地承擔責任”。

　　中國的自我認知，與此既有交集又有較大差別。中國積極倡導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致力于創造經濟高速平穩增長所需要的和平環境，目標堅定不移，努力耕耘多年。中國因素已經成為牽動國際關系格局演變的要素之一，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持續提升。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中國的國際利益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延伸。主要大國進一步調整對中國的政策，與中國積極接觸的意愿增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在周邊的區域合作中更加活躍，在處理熱點問題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昭然。

　　但是，以中國指導涉外事務有年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八字真言，透視“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之說，則又不免于疑慮。在承認這說明西方國家承認中國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有看法擔心，鼓吹“中國責任論”也有轉嫁矛盾，將中國納入符合西方利益軌道的企圖。

　　事實上，描述中國興起的關鍵詞，從“崛起”到“和平崛起”，最終引人注目地過渡到今日官方所通用的溫和的“和平發展”一詞，傳達出中國在涉外事務上的低調和現實主義風格近期不會有大調整的信號。未來的原則，仍然是以八字方針為基礎，在不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問題上有所不為，在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問題上有所作為。但八字方針也會受到與前不同的全新挑戰。如果說以前的挑戰主要來自地緣政治、安全與外交領域，那么，從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討論上看，中國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國際環境中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對“核心重大利益”的定義有待不斷拓展。比如說，五年前，誰會想得到氣候變化有可能成為美國下一屆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又有可能引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排放大國的全球性博弈？

　　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與“國際秩序的利害相關者”一詞相對，還有一個正當的問題：哪一個國際秩序？國際社會正在面臨的新挑戰及應對這些挑戰的努力，有可能塑造新的國際秩序。受益于全球化至深的中國，或有可能成為新秩序的制定者之一，以和平發展的訴求參與塑造新世界。這可能亦為中國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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