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宏觀院 夏小林

　　□2006年非國有部門工業加速，后期投資減緩。宏觀調控效果有待觀察。

　　□個體經濟投資增速180.8%，私營企業投資增速41.9%，均快于全社會和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速。

　　□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的短期貸款增速突破歷年高線，達26.1%。

　　□引導、支持和規范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政策密集出臺。基本點是協調人與人、人與環境、資源的關系，以及正確處理進一步擴大開放和保障國家經濟／社會安全的關系。

　　□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表示，國企改革，絕不是簡單地賣給外國公司或私人企業就算完成了改制。

　　□國資布局新方案出臺。國務院國資委強調推進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

　　鼓勵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并購和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參與國企改革。對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實行依法轉讓。

　　□要防范出現國有經濟“退”穿了底線的現象。

　　增長與結構

　　1、2006年非國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減緩，后效仍需觀察。2006年非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7.2%，比上年下降3.8個百分點，比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快3.2個百分點，比國企投資增速快9.5個百分點。1-4季度，非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是30.5%、32.8%、30.4%和27.2%，在第四季度才開始顯現較為明顯的減緩。2006年個體私營經濟增長35.4%，下降6.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增長25.7%，下降4.4個百分點；包括外資在內的其他經濟增長24.3%，下降5.2個百分點。

　　按細類比較，2006年各類型非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有升有降。增速居于前三位的單位依次是：個體經營(180.8%，)，其他企業(86.7%)，私營企業(41.9%)。均快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4%的增速。另外，外商企業的投資增速為19.5%；港澳臺商企業投資增速為14.8%，有所減緩。國有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的增速分別為17.7%和22.3%。

　　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2006年非國有部門的比重為68.1%，比上年增加2.8個百分點。其中，個體私營經濟為17.1%，集體經濟為12.9%，其他經濟為38.1%。

　　2、2006年非國有工業保持快速增長。2006年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17.2%，比上年上升0.1個百分點。其中，三資企業增長16.9%，上升0.3個百分點；股份制企業增長17.8%，與上年持平；股份合作制企業增長15.5%，下降0.5個百分點；集體企業增長11.6%，下降0.8個百分點。同期，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長16.6%；國有及控股企業增長12.6%。

　　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增加值構成中，2006年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82.6%(含國有控股企業)。其中，股份制企業為50.1%，三資企業為28.2%，集體企業為3.2%，股份合作企業為1.1%。扣除其中國有控股企業的份額后，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64.4%，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比重為35.6%，國有部門比上年下降3.6個百分點。

　　2006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全部虧損企業戶數中，非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為70.4%。至2006年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增加值構成中，私營企業的比重為19.3%，與三資企業共計為47.6%，比上年同期增加約2個百分點。

　　3、2006年非國有部門出口增速下降，進口保持上升。非國有部門出口增長31.1%，比上年下降3.8個百分點；進口增長22.3%，比上年增加2個百分點。

　　分類出口情況：外商投資企業增長26.9%，下降4.3個百分點；其他企業(以私營企業為主體)增長53.7%，下降8.4個百分點；集體企業增長12.5%，下降2.3個百分點。

　　分類進口情況：外商投資企業增長22%，上升2.6個百分點；其他企業(以私營企業為主體)增長34.5%，上升5.9個百分點；集體企業是負增長。

　　在出口、進口總值的構成中，非國有企業的比重分別是80.3%和71.5%。按細類分，在出口總值構成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比重為58.2%，集體企業為4.2%，其他企業為17.8%；在進口總值構成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比重為59.7%，集體企業為2.5%，其他企業為9.3%。

　　4、2006年短期貸款增速明顯加快，創歷史新高。非國有部門(鄉鎮、三資、個體私營)獲得的短期貸款增長26.1%，比上年增加15.3個百分點，突破1998年以來增速不足20%的高線。其中，三資企業增長36.4%，鄉鎮企業增長24.8%，個體私營企業增長21.6%。

　　短期貸款構成中，非國有部門的占比為12.7%，比上年增加0.2個百分點。其中，鄉鎮企業為8.3%，三資企業為2.3%，個體私營企業為2.2%。

　　主要政策取向

　　2006年影響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政策著力點是，改進政府治理機制，完善宏觀調控、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設社會和諧，力求全方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實現社會全面發展。其中，四季度的主要政策取向是：

　　1、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非國有部門完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要求“完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發展和諧勞動關系”。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認為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處于“初步形成”的水平；當前“勞動關系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分配秩序不規范的矛盾日益尖銳”，“勞動爭議繼續呈大幅度上升趨勢，勞動爭議預防和處理工作仍將面臨相當大的壓力”。《規劃》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議。

　　2、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表示，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要在四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1)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退出或治理高消耗、高污染的行業，更多地進入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領域、現代服務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產品深加工的領域等等。(2)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3)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加強節約資源保護環境。(4)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注重促進社會和諧。另外，政府要完善政策，進一步消除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體制性障礙。

　　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表示，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規定的工作將于2006年底到2007年上半年完成。清理結果將向社會公布。

　　在“2005年全國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工作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說，“十一五”期間，國家將組織實施“中小企業成長工程”。其九項內容是：推進政策法規體系建設；培育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動中小企業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調整；深化企業改革，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加強培訓，提高中小企業素質；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請進來”；加強對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監測與分析。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成立大會2006年12月11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出席成立大會并講話，要求中小企業協會要按照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在促進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的同時，促進企業更加注重質量提高，更加注重協作配合，更加注重節約環保，更加注重社會責任。要引導企業走“專、精、特、新”的道路，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產業集群，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增強創新發展的能力。要深入實施中小企業成長工程，放寬市場準入，完善政策法規，搞好市場監管，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

　　全國工商聯主席指出，從工商聯對國務院3號文件的落實情況進行的問卷調查看，民營企業對落實情況總體持肯定評價。但還必須為推動國務院3號文件全面貫徹落實繼續努力。

　　3、市場的開放、引導和監管。商務部一負責人指出，中國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程度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目前，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服務貿易部門已全部向外資開放。

　　國務院原則通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案。

　　國務院發布修訂后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修訂內容集中在五個方面，兌現入世承諾；加強審慎監管；體現中、外資銀行統一監管標準；條例適用范圍的調整；體現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銀監會配合發布《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國家發改委發布《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這期間的主要任務是，引導外商投資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促進資源節約和環保；積極穩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促進建立自主創新體系；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利用外資方式多樣化；提高利用國外貸款的質量和效益；加強對外債的宏觀監測和全口徑管理。

　　中國銀監會制定發布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若干意見》。《意見》允許境內外銀行資本、產業資本和民間資本到農村地區投資、收購、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

　　對外開放國內原油、成品油批發經營權。商務部出臺了《原油市場管理辦法》和《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商務部新聞辦發言人表示，我國石油市場將逐步形成國有大型石油公司、跨國石油公司和社會經營單位共同參與競爭的格局。

　　商務部等發布《加工貿易禁止目錄》，將部分加工層次低、污染高、能耗大的商品列入加工貿易禁止目錄。

　　4、反商業壟斷。國家五部委頒布《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對零售交易中的強勢方———零售商的行為做出強制限制，適當保護了供應商的利益。

　　5、公有制企業改制的新方案和新進展。經國務院同意，國資委發布《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其主要政策措施之一是：推進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發揮主導作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鼓勵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并購和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制改造。對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要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對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按照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原則，實行依法轉讓。

　　農業部發布報告，目前，我國198萬家鄉鎮企業中95%的企業完成了各種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其中，20萬家成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139萬家成為個體私營企業。

　　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表示，企業的所有制并不非企業生產經營好壞的惟一決定因素，對國有企業進行體制改革，絕不是簡單地賣給外國公司或私人企業就算完成了改制。處理國有裝備制造業企業改革轉制問題時，要注重培育和保護我國多年來形成的重大技術裝備自主研發制造體系，防止將承擔國家重大技術裝備任務、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簡單地一賣了之。

　　簡短評論

　　1、2006年非國有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市場準入、融資環境等進一步改善。特別是，非國有部門的短期貸款歷史性地突破了20%的高線，反映了中小企業的金融待遇已經進入明顯改進的通道。同時，結構調整、企業重組也在進一步開展。個體私營單位投資高漲。外商投資進入調整和觀望時期，增速下降。但是，跨國公司加速在中國進行的涉及國企和私營企業的“產業斬首”行動引發國內的高度關注和熱議，并導致有關調控政策出臺。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摩擦增加，開始進一步考驗內資非國有企業的應變能力，促進其全面適應國際化競爭。

　　2、2007年非國有經濟仍然會在調整中保持高位運行，政策環境繼續寬松化，其結構調整和企業重組的趨勢也將進一步發展。宏觀調控的效果需要繼續觀察。同時，人民幣升值的走勢和外資并購的發展趨勢，以及由于國資退出“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引發的非公有資本廣泛并購和控股眾多國企的行為，將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的一部分。

　　3、要防范出現國有經濟“退”穿了底線的現象。通過“有進有退”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發揮其主導作用是正確的。按照正常的理解，“退”的底線不僅要能夠保證政府實現調控經濟的意志，而且要保留能夠實現和發展社會主義公平的財富基礎。如果“退”穿了底線，在社會公平領域削弱了或丟失了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喪失了社會主義的這一“重要”的“關鍵領域”，將是歷史性的失誤。

　　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顯示，二、三產業的企業實收資本來源構成中，私人資本、港澳臺商和外商資本的比重已經占約44%。國資委的資料顯示，2005年在約26.8萬億國企總資產中，中央企業占41.4%(約11.1萬億)。而國企中還有四分之三是在競爭性行業。按照某種意見，如果不考慮國有資產在維系社會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企業之外58.6%的國企資產和四分之三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是不是其相當大的一部分都要在“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的標準下，“實行依法轉讓”呢？如果“轉讓”使中國企業的總資產中，私人資產的比重超越和壓倒國有資產，中國少數私人的財富急劇暴漲，這將會形成一種什么樣的財富分配狀況和收入分配狀況呢？近幾十年OECD國家的私有化經驗表明，這時就是擁有比較發達的公共治理水平和福利制度的國家，即使他們還擁有比中國完善的勞資關系協調體制，也打不住財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貧富分化加劇，甚至連福利制度本身的可持續性也會受到侵蝕和拷問。被稱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的帕累托建立了福利經濟學，但是他還是實事求是地遵循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對于不平等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強大到國家干預所不能

　　影響的地步�埂６�戰后至今，OECD國家的福利制度實踐和后來的私有化經驗證明，帕累托的看法是富有洞察力和預見性的。所以，以史為鑒，以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今日之狀況為鑒，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中，增強國有資本的控制力，發揮其主導作用，理應包括保障、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的內容和標準。對那些對于政府調控經濟不重要，但是對于保障社會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也應該視為“重要”的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力爭搞好，防止再現國資大量流失的那種改革失控，以致出現隨意實行大規模的“轉讓”的偏向。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在對英國私有化進程展開廣泛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事實上“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容”(《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2006年)。我國競爭性領域一些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改革中的進步，也可以證明這些論點是具有可驗證性的。例如，按大行業劃分，在機械、紡織、冶金、建材、交通運輸(汽車)類競爭性領域，國企經營狀況一直在逐步改善。2006年這些領域中國企的利潤增長全線向好。其中競爭性很強領域(如機械、紡織、建材行業)，國企實現利潤同比分別增長45%、56.2%和150.5%。而全國那些著名的富裕鄉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以集體經濟為經濟基礎實現鄧小平說的“共同富裕”目標的。當然，公有制企業的改革仍然在探索和完善中。

　　進一步看，國有經濟最重大的社會責任和主導作用就是，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在生產性財富層面為社會正義和公平提供廣泛的經濟基礎，并在收入分配和混合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因為，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在一定條件下，國有經濟有助于政府調控經濟，但是，OECD國家的私有化證明，即使以壟斷性的“基礎產業”為主要對象進行了私有化，國有經濟落到了10%以下的比重以后，政府照樣可以運用多種貨幣和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商業手段等有效地調控經濟。如僅僅是大額的政府采購和“越反越恐”的反恐戰爭，就可以長期調控很多重要的大型私人企業、跨國公司。美國就是典范之首，英國次之。但是，社會正義和公平，卻是高度私有化的經濟和以私有經濟為主的“混合經濟”解決不了的老大難問題。這就是“私權、市場和公共服務的局限”。另外，美國的勞動經濟學教科書也承認，美國一些國有部門的雇員收入水平較高，比人數眾多的私營部門更能夠體現社會公平。目前，非常需要加強這些方面深入的理論和政策性研究，不僅從政府調控經濟的角度，更要從保證和促進社會正義和公平的角度，富有遠見地確定當前形勢下國有經濟“退”的底線，以及靈活的發展戰略和長遠的、堅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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