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如果讓受教育的老百姓來發言，他們會說：大學不應該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員，不應該有所謂的部級、局級、處級機關干部，不應該有那么多的吃喝玩樂；校園不應該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輝煌……

　　核算生均培養成本，是教育部2007年的一項重要工作。雖然在去年，我曾多次談論高校成本核算問題，但近日總是擔心，這個成本核算，會不會得出“大學生培養成本本就這么高”，或者“大學生的學費按成本核算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的結論，因此忍不住舊話重提，希望教育主管部門在核算成本時，更應該聽聽受教育者的意見。但老百姓參與到核算成本工作中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要將以下成本排除在大學生培養成本之外，而不能將所有高校發生的成本據實統計，以此作為培養成本，讓大學生來分攤。

　　非辦學性質成本不該算

　　一是履行行政性質而非辦學性質職能發生的成本。高校進行管理，發生行政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國高校不但普遍存在行政成本過高的問題，而且還存在履行非辦學性質職能而發生的行政成本問題。行政成本過高，主要由于行政人員隊伍的龐大以及由于行政接待費用的高昂所致。

　　在我國高校中，擁有幾十名局級干部、三五百名處級干部、上千名科級干部的高校不在個別，這樣壯觀的干部隊伍，開支大量人頭費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官場身份”注定了要“迎來送往”。某高校一年發生的接待費用(包括住宿、吃飯、參觀、娛樂等費用)就超過千萬元。眾所周知，我國高校，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完備的“

公務員”職務系列，并履行相應的政府機構職能。而且，這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從本世紀初，我國政府將部分高校黨政一把手升級為“副部長級”，現在，“副部級”高校已有30多所。在高校內部，將兩院院士與副部級對應匹配，已經力行多年。姑且不論這一行政單位定位，對大學學術自由有多大影響，單從成本上看，正是由于要履行政府機構職能，高校的行政機構才如此龐大，并幾乎與上級黨務部門、政府部門一一對應。而且，政府對高校的行政性管理，讓高校將大量精力、經費用于應付上級的行政性評估、檢查當中。根據責權對應原則，這類成本不應該屬于真正意義的辦學成本，而應是“辦政府成本”。

　　社會保障成本不該算

　　二是履行社會保障性質而非辦學性質職能發生的成本。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高校實際上承擔了大量的社會保障職能，大量離退休教職工的退休金、養老金和住房津貼，以及照顧現有教職工而運行的班車、開辦的幼兒園、小學、初中等，使大學的運行成本居高不下。多年倡導實施的后勤社會化，由于長期以來累積的各類問題，并沒讓大學從“辦社會”中真正解脫出來。大學承擔這種職能，一方面使“辦學”經費更為緊張，另一方面則嚴重分散辦學精力。有的高校專門有校領導分管此項工作，并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這類成本同樣不是真正意義的辦學成本，而應該是大學“辦社會成本”。

　　三是履行辦學性質職能而非教育職能發生的成本。根據我國相當數量高校目前建設“教學、科研、產業”中心的目標定位，我國高校發生的辦學成本，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歸于教育成本。比如，純粹為產業服務的“教師編制”人員，他們的工資開支就不應該歸于教育成本；純粹搞“科學研究”，沒有任何教學任務，不給本科生上課、不帶研究生的人員的工資以及學校為他們創造科研環境進行的投入，也不應該屬于教育成本。事實上，就連一些大學教授，人們也很懷疑他們的工資是否應該歸于教育成本，因為他們有相當部分是不上講臺、不指導學生的。在美國的大學，一個教授如果某段時間不上課，他會告知學校，學校將由此減少他的年薪，而減少部分的薪水，由他自己的課題經費支付。

　　盲目擴張的維護成本不該算

　　四是為體現政績盲目擴張帶來的維護成本。在我國高校普遍采取征地蓋樓的外延式擴張后，我們發現，擁有幾千畝校園面積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主校區8000畝，

武漢大學珞珈山5000畝，中山大學珠海校區5000畝，清華大學4400畝，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3100畝，

四川大學望江校區4000畝)，如今是隨處可見，總體面積超過5000畝的大學不在少數。這“羨煞”了校園幾百年沒變的世界名校哈佛大學們(哈佛大學占地2300畝，普林斯頓大學占地1820畝)，也讓他們十分納悶，這么大的校園，那么高的維護成本，學校怎么維持？一晚的路燈、一次草坪澆水、一天馬路打掃……該要多少電、多少水、多少人工呢？

　　另外，這些大學校園的建設，大多依靠銀行貸款，每年的利息又將是多少？資料顯示，山東省教育廳直屬23所高校貸款余額75.4億元，每年僅利息就高達4.3億元。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大樓林立之后，卻是大樓的空關。筆者統計了一所學校的大樓，晚上6：00之后有人工作亮燈的房間，不到10%。原因有三：一是注重外在形象展示的大樓設計超過了“運能”，只能閑置；二是大樓管理沒有以科學家為中心，一到下班，管理人員就來“趕”，“趕”走了老師，他們好早回家休息；三是老師也不敢多用大樓，為轉移學校過高的成本開支，房租、水電費老師自己也得承擔——這也是高校有超過半數機器設備為零使用率的原因，設備是買來看的，不是用的。

　　向教育屬性回歸

　　以上這些行政成本、社會服務成本、非教育職能成本、校園維護成本，在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時，該怎樣核算？如果采取“全成本”統計的方式，結果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讓受教育的老百姓來發言，他們會說：大學不應該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員，不應該有所謂的部級、局級、處級機關干部，不應該有那么多的吃喝玩樂，這些行政成本，不應該發生；大學不應該承擔退休教師的福利，這些成本不能算教育成本；大學校園不應該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輝煌，那么多建筑的折舊、那么大面積校園的維護，有些只是好大喜功的領導的“政績成本”，而非真正的教育成本。

　　核算教育成本，其目的，應該是由此盤清高校究竟應該承擔什么職責，高校應如何有效地運用資金，并由此喚醒高校向辦學屬性、向教育屬性回歸。如果將成本核算，最終演繹為現今所有成本的確認，把所有的行政成本、社會成本、校園維護成本、非教育職能成本都歸為學生培養成本，并用很高的比例來讓學生分攤，那么，這樣的成本核算除了給高校高收費制造“理由”，提供依據外，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沒有絲毫益處。(作者為上海高校校報研究會理事長、教授)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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