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

　　著力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做好今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之一，對于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改革開放繼續推進，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在發生深刻變化。這種以社會轉型形式出現的空前社會變革，一方面給我國的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鮮明特征，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其中深層次的矛盾逐步顯現，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日益增多。例如，從社會學視角來看，未富先老問題、社會財富分配和社會風險分配的雙重壓力問題等許多古典現代性問題和當代現代性問題，集中出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不得不同時加以應對；而在發達國家，這兩種問題是先后出現的，因而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從容處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長期存在“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社會體制和政策不完善、社會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愈益明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公共服務體系能力不強，也日益成為我們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與條件，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才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強社會創造活力，保持社會安定有序，有效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得更為順利和健康。

　　解決突出問題的需要

　　歷史經驗表明，僅有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總量增加，并不能自然實現社會和諧。一些拉美國家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失去的十年”的教訓，佐證了這一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種種不平衡因素、不協調現象。例如，就業壓力沉重；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尤為脆弱；很多地方教育水平不高，醫療衛生體制落后，上學難、上學貴和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依然存在；文化事業發展滯后；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等等。如果我們只顧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不僅會加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而且經濟發展最終也將難以為繼。

　　我們追求的發展，應該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發展，是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發展。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關于樹立和落實

　　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

　　把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作為重點，也是推進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的一個強大動力。要真正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就必須建設服務型政府，逐步理順政府、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正是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部署。這是因為，各級政府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力，掌握著大量公共資源，處于經濟社會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中承擔著主要責任。反過來說，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又會推動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為了推動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與建設服務型政府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決定》明確提出，以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差距大。必須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向社會各種困難群體傾斜，保障這些群眾的基本公共需求。這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是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級政府轉變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必由之路。由于長期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往往更多地是從行使權力的角度來看待施政問題，存在著重權力輕責任、重管理輕服務的現象。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能夠強化政府提供服務和履行責任的意識，推動政府從“權力本位”向“責任本位”轉變，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偏重行政控制向科學化的公共治理轉變。

　　當然，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發揮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以企業組織為主體的市場組織應有社會責任感，取之社會、回報社會；以公益性民間組織為主體的社會組織應在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以及減少社會管理成本、培育社會共識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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