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2007年1月24日，由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上海市浙江商會和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共同舉辦的2007京、滬、浙知名民營科技企業家座談會在北京皇苑大酒店舉行，主題為和諧、合作、創新、發展。以下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作題為《中國企業如何應對挑戰》的主題演講實錄：

　　吳敬璉：我自己定了一個題目，《中國企業如何應對挑戰》，后來想這個題目很大，希望大家很好的討論，但是我覺得題目很重要，對我們來說是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經過20多年的超常規的發展，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如何克服困難，是對于我們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來說都是性命攸關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這些困難，中國經濟的輝煌可能就成為歷史了，如果我們能夠成功的應對這些挑戰，克服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那么中國經濟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會打開一個新的天地，中國經濟就會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向前發展，也許可以說真正的中華騰飛就有望了。所以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我想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說我們現在中國的企業面臨著一些嚴峻的挑戰，從現有的情況來看我們正面臨著一些什么樣的挑戰呢？

　　我想就我想到的列舉一些情況，過去20幾年我們

中國經濟應該說按是一個長足的發展，這種發展是舉世公認的，也許是我們中國近三百年歷史中最輝煌的一個階段。靠了一個什么呢？從我們企業來說是這么一種經營戰略，它能夠充分發揮我們的資源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發揮了我們具有一個非常人數眾多的一個成本低廉而又素質比較好的勞動大軍，這個比較優勢。人口眾多，而且中國人從來吃苦耐勞，比較守紀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這個優勢因為在過去的體制下沒有辦法把它的潛力發揮出來，所以它變成一個包袱，改革開放以后這個潛力發揮出來了，我想這是我們過去20多年來經濟能夠取得這么大成功的一個基本的因素。

　　但是這么一種經營的模式或者說我們經濟的增長的方式，開發的比較優勢是淺層的比較優勢，這種經營模式有局限性，隨著我們經濟的壯大，這種經營模式它的局限性就越來越明顯的表現出來，于是我們近年來就越來越感覺到進一步發展受到了約束。第一個受到的挑戰就是資源瓶頸和環境的瓶頸。因為用這樣一個經營模式發揮了我們勞動資源和比較優勢，可是需要用大量的資源投入，而且對環境又是損害，所以近年來特別是21世紀，越來越感覺到資源方面和環境方面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嚴重，環境的惡化變成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而且在我們經濟增長里面如果扣除了環境的損失，恐怕我們輝煌的業績就大大的減色。一般的計算，聯合國的計算、世界銀行的計算和我們最近的計算，叫綠色國民經濟研究項目的核算，大概明年的環境損失大概要扣掉三到五個百分點，而且這個問題是一個累進的，現在看來越來越顯得嚴峻。

　　另外一個，不可再生資源的損失太大，以至于近年來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買什么什么就貴，中國人賣什么什么就賤。”前兩天跟

鋼鐵業的朋友討論，拿去年來說，去年礦石和其他的成本因素因為價格上升了19%，鋼材的平均價格下降了19%。報上老宣傳，說什么中國要掌握定價權，市場經濟定價權是怎么回事呢？鬧不清楚，什么是要掌握定價權，是不是稀缺程度越高誰掌握資源要價還非得不可，定價權怎么個權法，不知道。這是第一個問題，是跟這種模式有關的，因為我們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在于資源投入。

　　第二個問題，我們面對一個挑戰優勢，低價的、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正在消失。我們經濟學家有一個爭論，前兩年人口所，經濟學家有一些說法，他們做了很多調查，他們提出一個觀點，叫做劉易斯拐點已經臨近或者出現，劉易斯就是美國有一個黑人經濟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他說工業進程就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大規模轉移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需要轉移的人口大幅度減少，這種情況就是劉易斯拐點的出現。

　　這個蔡坊教授的觀點是有爭論的，西方多數研究工業化過程、研究城市化過程的人都不同意蔡坊這個觀點，因為我們現在還是農村有大量的剩余的青壯年勞動力沒有轉移出來。我跟西方教授也有過討論，雙方的意見有一點恐怕是一致的，就說后來劉易斯學說的繼承者，就是費景漢他們所謂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

　　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話，公資是漲不起來的，因為工資是取決于所謂勞動的邊際產品，如果是無限供給的話，邊際產品是零甚至是負的。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說蔡坊這個觀點不對，他們的理由是現在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應該轉還沒有轉出來，可是他們也承認這些轉不出來的是因為他們不適宜城市的工商業或者他們有家累或者因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這兩點意見不斷有多少爭論，有一點大概是共同承認的，就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他的表現就是一些地方出現了民工荒，而且已經連續幾年平均工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在上升。我們民工工資偏低還有別的原因，除了供給的原因，還有因為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是一個無組織的群體，他們在和廠房和資方在談判的時候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這個情況并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不管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這個現象都在發生，不管是技術工人荒，普通勞動力也短缺。我們近些年有成本低廉、素質比較好的勞動大軍，這個情況正在改變，我們靠工資成本低來壯大我們的企業，來賺錢，今后就會越來越困難。

　　第三個挑戰，就是全面執行WTO規則。現在過渡期已經過了，國際市場、國內市場連成一片了，我們中國的企業面對著國外企業在我們國內市場上激烈競爭，另外在國際市場上對于中國的投訴、傾銷審查這些正在越來越變得嚴峻起來。

　　第四個問題，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看來正在進行調整或者將要進行調整，這些調整都會加大我們企業的壓力。比較明顯的，第一個就是匯率。過去我們為了支持出口導向政策，所以在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時候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大幅度貶值以后一直是保持在一個低匯率的狀態下，到了21世紀初期，當外匯存比大量增加，雙黑子大幅度增加，這樣的情況之下升值的壓力就提高了。在經濟學界從03年開始就有很大的爭論，包括政府部門，可是一直占主流的意見就是堅決不升值，這種情況在去年有了改變。看來匯率的機制市場化的進程會加速。因為所有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都經歷過這種時期，通常的應對辦法，開始都是堅持不升值，保持原來的匯率形成機制，就是低匯率政策。但是后來日本、韓國、臺灣都匯率市場化或者自由化，就是說把匯率形成機制放開，中央銀行的入世干預頻率降低，允許浮動的幅度放大，甚至完全放開。

　　從去年開始我們這方面的過程好像在加速。

　　我順帶說一句，就是從21世紀初以來關于匯率問題的爭論在報刊上講的都是我們的貿易伙伴跟我們之間的爭論，其實在政府內部和經濟學界內部，爭論這個問題所針對的不是國際收支問題，針對的其實是對于我們國內的出口企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的問題，是用低匯率去補助這些出口企業，還是讓匯率更富有彈性，給這些出口企業以壓力，促使他們技術改進和產品升級，其實著眼點我們內部的討論其實在這個地方。而在大家所看得到的從報刊上講的，都是中國要升值，后來美國也加入了，后來歐盟也加入了，又加上從04年以來民族主義、要扛住外國的壓力，又講到那個問題上了。其實我想我們匯率機制要市場化首先針對的是經營模式和市場增長方式要改變，這個問題上政策要做什么調整。我們匯率機制市場化解決不了美國人的問題，那個問題不是我們的匯率市場上就能幫他解決的。但是要使得我們自己的企業更加具有活力，技術的革新、產品的升值更有壓力、更有動力去進行自己企業競爭力的加強，從這個角度看，我不知道中央的決策根據是什么，從我來觀察這是必須采取的步驟，就是讓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而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在當前的情況下肯定人民幣就會升值，這個當然對我們的企業來說都會構成一定的壓力。

　　第二個問題，政府的政策調整就是所謂資源價格改革。資源價格我們經濟學家通常講的是說要素價格，要素價格沒有市場化，而且采取了低價政策，這是從計劃經濟以來一直延用的一種政策，這是不符合我們改革的要求的。不是說改革了建立市場經濟了，什么叫市場經濟、市場機制？也就是說自由形成的價格制度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就像去年的3月6日胡總書記在上海代表團的講話里講的，我們所謂堅持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這個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也就是說要素的配置不是市場機制栽培植，那跟我們改革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去年以來發改委一再強調了，我們資源價格偏低，而要素的一個部分是資源價格偏低，要素價格這個部分要改革，要市場化。

　　大部分來說這個價格是要往高處走的，但是現在信號也很亂，最近成品油降價，報上一片歡呼，這是一種利民的政策，從我來看我覺得挺奇怪的，像我們中國這么一個國家，成品油價格在世界上處于很低的水平上，比美國還要低，美國就是被全世界的人罵成品油價格太低，美國成品油最終價格含稅量大概是30%左右，我們只有10%幾。像我們這個國家成品油價格下降一片歡呼，這是符合人民利益、群眾利益的。把兩個事情混起來，一個事情是群眾的利益當然是政府所應該關心的，一切工作都要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的利益有短期利益、有長期利益，有局部利益、整體利益，短期利益看得太重，就很容易損害自己的長期利益。跟另外一個事攪一塊了，就是石油公司有一些對他們的特別政策，一開始99年改革的時候就定了的，國際市場上原油價格一升這里馬上成品油價格就升，那邊降了這邊慢慢降，這是不合適的，這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你的最終價格，最終價格主要的問題是含稅量，不是石油公司把錢賺去了，而是因為這是一種準不可交易的商品，是一種戰略物資，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所以要考慮他的外部性，所以政府要給他加一個稅，來限制他的消耗。因為計劃經濟是一口大鍋，所以總是把資源價格壓得很低，因為稅都在國有那口鍋里，你原材料價格低了，純收入就轉到最終產品，最終產品還在國家手里，所以就采取了一種生產資料低價的政策。

　　這種情況肯定得改變，因為我們的資源損耗太大，比如說為什么在幾年時間電解鋁的加工能力一下就增長了200%呢？基本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二灘發了電沒人要，結果就給了打對折的辦法，對高能耗、高電耗企業的電價打了對折，所以搞電解鋁的企業就顯得賺錢，其實如果用國際市場價格一算的話那個玩意是不賺錢的。一方面我們進口氧化鋁的價格大量上升，我們就是加了電進去，而電價是沒有算足。所以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投資的損失和國際貿易上的損失。這種情況根據發改委的發言人，好像最近還有人講話，今年資源價格改革要大幅度的推進。這樣由原來價格低估，改變讓它市場化，肯定這個資源價格是一個上升的趨勢，我們的企業會得到資源消耗成本的提高。

　　我想我們企業要做到這一點，就是怎么能夠提高附加值、能夠提高盈利性，企業自己要做很多努力。

　　關于怎么做，我講過多次，大概這么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管理制度的社會化。

　　第二個問題，避免用一個簡單的打價格戰的辦法和一個原距離、多元化的辦法去改善自己的經營，而要有一個正確的經營戰略。

　　第三個問題，就是要改進管理和提高執行力。我想我們很多企業家都講過很多這樣的問題。

　　但是除了企業自身的努力，有一個怎么為企業的創新、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市場環境的問題。應該說現在企業提高競爭力面臨的環境不是那么很好，有些方面需要前社會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還有我們的商會，像工商聯，來把這個環境搞好。

　　現在我覺得有幾個方面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問題，建設市場制度。特別是金融市場的問題，今天報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金融的發展和改革，我不知道具體的內容是怎樣，那個里面講的比較抽象。從各地的情況來看，金融系統的薄弱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創新的苗頭，但是這些企業的發展還是很慢的。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金融機構。相對比而言，凡是風險投資進入的比較多、工作比較好，還有私募基金進入的比較多、工作比較好的，企業當他具有某種競爭力的時候可以發展的非常快，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但是這方面顯得特別薄弱。當然其他方面沒有形成的還很多，我就不一一說了。

　　第二個問題，法治問題。我們要建設一個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就有兩個問題了，一個是立法問題，一個是執法問題。首先說立法，立法雖然有些進展，但是總覺得立法太慢。《行政許可法》，應該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律，國務院也非常重視，但是執行起來耗量并不得力。按照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過去已有的行政許可，除了一百幾十項之外都已經作廢了，但是實際上現在新設立的行政許可多得是。第二個是《物權法》，這是一個市場依據的基本法律，竟然有這樣的曲折，叫人難以設想。今年三月大概可望通過，但是前兩天有一些教授解釋，最后的審議把一些重要的東西為了避免爭論，還是拿掉了。

　　最近通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這個條例也是國家

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三屆努力，現在總算原則通過了。就是這些市場機制的基本法律立法太慢，而且有一些意識形態的障礙，甚至在我看來是挺奇怪的，這種障礙居然有那么大的阻力。我不是說不能發表意見，有的教授認為偽憲，甚至覺得這個法律是不能通過的，這是一個權利，他可以發表，但是我們的立法機關應該有一個主張吧。

　　另外就是執法，執法比立法的問題好像還要大一些，司法的地方化這類問題。還有一些行政性執法，當然那個任意性就更大。

　　我們工商聯的領導同志們做了一些嘗試，最近這個爭論好像已不爭論告終，這個大概不一定能夠完全解決問題。這方面怎么能夠營造一個好的氣氛，這還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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