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脫媒”將給市場帶來什么

　　陳道富

　　一般來說，銀行“脫媒”是指在國民儲蓄轉化為投資過程中，更多地采用直接融資方式，而不是通過銀行。銀行一直是我國投融資體系中的主體，但近些年來，銀行在投融資體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出現一些“脫媒”跡象。銀行“脫媒”既是我國經濟發展、放松管制和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對我國貨幣調控、銀行監管及銀行業務開展等，帶來一系列挑戰。

　　我國出現銀行“脫媒”跡象

　　我國銀行在投融資體系中，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沒有出現嚴重的“脫媒”現象，但近些年銀行體系呈現出“脫媒”跡象。表現為兩點：一是銀行貸款在企業資金來源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如果將企業自有資金、新增貸款、外商直接投資、股票籌資、債券籌資作為企業可用資金的話，那么銀行貸款在企業可用資金中的比重，從2003年開始一直在下降，2003~2005年新增貸款占企業可用資金的比重，分別為41.48%、27.89%和20.88%；二是銀行存貸差不斷擴大。從1991年的存貸差-3259億元(貸款大于存款)，一直上升到2005年底9萬多億元，到2006年7月，更是進一步擴大到10萬多億元。銀行的存貸比持續下降，從1998年的96.92%，下降到2005年的67.8%。銀行存貸差的擴大，一方面說明銀行資產運用多樣化，另一方面也說明銀行籌集的資金，越來越多的不是通過貸款方式參與投融資體系，而是借助其他直接融資工具，如國債、企業債等，間接參與投融資體系。

　　此外，銀行存款在居民金融資產組合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建立系統、全面的居民資產統計調查制度，因此缺乏有關居民金融資產的完整統計資料。國家統計局城調隊曾于1990、1996年和2002年，進行了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抽樣調查，其中銀行存款占比分別為75.5%、83.8%和69.41%，銀行存款比重有所下降。

　　銀行出現“脫媒”跡象，導致的宏觀結果是近些年宏觀經濟走勢與銀行行為，出現背離。2003~2005年期間，修正后的GDP增長均在10%左右，分別為10%、10.1%和10.2%，但銀行貸款及貨幣供應量的同比增長率，卻波動較大，分別為21.1%、19.63%，14.5%、14.4%，13%、17.6%。固定資產投資、CPI與銀行信貸、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也有所變化。

　　產生銀行“脫媒”跡象的原因

　　導致我國階段產生銀行“脫媒”跡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我國仍存在利率管制。近些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推進速度較快，但存款利率上限、貸款利率下限仍受到嚴格管制。只要管制利率與市場資金供求狀況不完全吻合，就存在繞開利率管制的動力。利率管制的效果取決于管制強度，隨著我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利率管制的有效性逐步降低。近年來金融創新活躍，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繞開現有利率管制，尤其各種形式的

　　二是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長期以來，間接融資市場在我國具有絕對主導地位，直接融資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近年來，我國重視并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不論股票市場還是企業債券市場，都得到迅猛發展，尤其股權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場的融資功能得到進一步強化，央行推出短期融資券后，帶動企業債券市場發展。此外，商業票據市場近幾年發展迅速，年均增速高達40%以上，與國際貿易相關的貿易信貸，也發展迅速。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尤其進一步考慮到直接融資市場絕大部分利率已市場化，在市場資金較為充裕的環境下，對銀行這種間接融資市場，造成巨大沖擊。

　　三是金融監管環境發生變化。一方面，出于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國家加強對銀行風險的監管，嚴格貸款五級分類等審慎監管要求、限時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銀行的資本要求在短時間內要得到相當提高，銀行不得不放緩資產擴張速度，嚴格風險管理；另一方面，對于民間金融的監管要求有所放松。民間金融近些年得到迅速發展，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在金融領域“國退民進”，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緩解居民臨時資金周轉困難的一個重要資金來源。

　　四是企業資金管理方式集約化程度加強。隨著我國企業改革逐步推進，盈利性要求得到增強，企業，尤其是企業集團對資金的管理，更加科學。集團內的財務公司，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金集中、財務集中等集約式資金管理方式，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接受。非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信托和證券公司，在提高尚未設立財務公司集團的資金管理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銀行“脫媒”的影響

　　一是中央銀行影響經濟的渠道發生變化。

　　我國企業的資金需求高度依賴于銀行，因此信貸一直是我國中央銀行影響實體經濟的主要渠道。在普遍面臨“資金約束”的環境下，存款量的多少，是決定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最重要因素。這樣，貨幣規模與信貸規模基本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的相關性很高。中央銀行只要控制住銀行信貸，基本上就能影響經濟。

　　但是，當資金大量“體外循環”后，貨幣、信貸與經濟的相關性將發生變化，尤其當銀行從“資金約束”、逐步轉向“資本約束”時，貨幣與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力，將更加不一致，信貸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將會下降。隨著直接融資市場進一步發展，這種趨勢將更加顯著。中央銀行將不得不更多的依賴貨幣調控來影響經濟。

　　另一方面，當資金“體外循環”，“脫媒”現象嚴重時，利率管制將失去應有效果，當前主要是突破存貸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不論是貨幣市場基金、銀行的人民幣理財計劃、以及各種金融創新、還是民間借貸，都已在事實上突破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以內部集資、委托貸款等方式，突破貸款利率下限的管制。此外，考慮到我國土地等部分要素價格存在一定的扭曲，還存在管制等非市場因素、以及微觀主體財務管理能力等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通過調整管制利率影響經濟的效果不直接，也不明顯。

　　二是貨幣調控手段有效性發生變化。

　　從人民銀行的調控手段來看，貨幣的數量調控難度加大。人民銀行數量調控有效的前提，需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安排較為經濟，對流動性改變較為敏感。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外匯占款增長較快，市場流動性充足，而在銀監會加強資本充足率要求后，商業銀行主要受制于資本約束，紛紛增加資本，調整資產結構，流動性較充足。出現在宏觀經濟較熱，商業銀行貸款平均利率不斷上升的環境下，貨幣市場利率不斷走低的現象。商業銀行對資本的敏感度，遠遠超過對流動性的敏感度，人民銀行通過流動性，調整影響商業銀行行為的調控模式，已受到挑戰。2006年銀行資本約束有所弱化，但盈利性要求提高，銀行的資產擴張沖動強烈，在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銀行有相當的自主性。

　　貨幣的價格調控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受到較多限制，對實體經濟影響有限。我國雖已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但存貸款上下限尚未放開，企業債券市場規模小，交易不活躍，企業債的利率仍受到限制，與實體經濟直接聯系的利率，仍受到嚴格控制，市場化利率與實體經濟聯系不強，不能有效反映、影響實體經濟狀況。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一方面對有些企業而言，或由于資產負債率較高，流動性相當緊張，或為了獲得項目，資金可獲得性的重要性遠超過資金價格，企業對資金價格的敏感度較低；另一方面，土地等要素市場未市場化，其對企業的影響遠大于資金價格的影響。因此，資金價格對實體經濟影響的敏感度提高，還需一個過程。加上我國面臨人民幣升值預期，受制于利率平價的約束，我國利率政策調控的空間有限。

　　資金體外循環嚴重后，貨幣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加深，且貨幣流通速度偏離歷史軌跡，不通過正規金融渠道媒介實體經濟運行。這樣，人民銀行通過行政手段控制貨幣，進而調控經濟的能力下降，但貨幣的市場化控制手段，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尚未有效形成。資金的體外循環，要求人民銀行應盡快建立市場化貨幣調控機制，特別是轉向價格調控。

　　三是對銀行體系影響深遠。

　　銀行“脫媒”對銀行體系的影響是直接的。首先，銀行“脫媒”程度加深，意味著銀行在投融資體系中的重要性下降，銀行的傳統業務將受到一定限制，從而直接影響其盈利能力；其次是銀行“脫媒”將使銀行競爭更加激烈，其將不僅面臨銀行體系內部的競爭，還引入了銀行體系外其他投融資方式的競爭；再次是銀行風險管理的側重點將發生變化。一方面，競爭加劇盈利能力下降，可能導致銀行不得不從事更高風險的業務，風險管理與業務發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原來不太突出的風險類型，其重要性將逐步增強，如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等。

　　此外，銀行“脫媒”還將給金融監管帶來挑戰。銀行“脫媒”一方面意味著大量資金在銀行“體系外”循環，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民間金融，在當前的監管框架下，必然會有部分資金融通脫離監管者視野，給金融監管帶來一定挑戰；另一方面，銀行在面臨更為強大競爭壓力的環境下，業務領域、風險偏好等將發生變化，銀行監管方法與側重點也需適時調整。

　　政策建議

　　銀行“脫媒”是金融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是從以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均衡發展轉變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進程推進而產生的一種正常現象，它反映了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在社會投融資體系中的重要性下降。為此，我們應正視銀行“脫媒”趨勢，引導銀行“脫媒”有序進行，控制這個過程可能對金融安全、宏觀調控帶來的風險與挑戰。

　　第一，重視貨幣供應量指標，關注貨幣流通速度的偏離。

　　隨著資金體外循環，金融“脫媒”嚴重，原有的信貸與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緊密的聯系，會逐漸削弱。貨幣政策關注重點，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代表社會潛在購買力的貨幣供應量指標。當然，隨著金融創新活躍，銀行“脫媒”程度加劇，貨幣當局也不能完全依賴于當前的貨幣供應量指標，而應直接關注市場流動性。

　　為此，首先要根據市場流動性范圍的變化，適當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當前可考慮是否將未貼現的承兌商業匯票，納入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其次應充分考慮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適時調整貨幣供應量調控目標。近些年貨幣流通速度已發生較大變化，改變了不斷下降的趨勢，即貨幣的使用效率將得到提高。如果使用歷史數據，確定貨幣供應量目標，則可能會使貨幣超額供給，引起通貨膨脹。還有貨幣流通速度與GDP增長率的關系。從長期趨勢看，我國貨幣流通速度處于下降階段，但在經濟高漲時期，貨幣流通速度往往停止下降，出現平滑，也就是說經濟體使用貨幣的效率提高了。如1992~1995年期間，從2003年起貨幣流通速度也出現一個平臺。

　　第二，穩步推進混業經營，促進銀行業順利轉型。

　　為應對銀行“脫媒”趨勢，銀行應做好充分準備，實現順利轉型。一是應穩步推進混業經營，作為中介機構，參與直接融資市場。為此，首先應在觀念上，從重點關注信貸市場，轉向信貸市場和證券市場并重，從資金融通為主，轉向資金融通、財務管理和風險管理并重。在組織和流程上進行市場轉型，從以產品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為綜合經營提供組織、流程與人員上的保障；最后還應與其他金融機構積極合作，開發適合綜合經營的產品；二是對傳統銀行業務重新定位，關注中小企業和個人消費者的信貸需求，以及大企業的流動性需求等，并盡早做好各項準備；三是要加強風險管理，設計好有效的風險管理框架、政策和工具。

　　當然，銀監會還應加強銀行行為的審慎監管。銀行“脫媒”意味著銀行競爭加劇，銀行很可能會放松對風險的關注，更加重視資產擴張與盈利性的追求，國際上曾出現過大量因此導致的金融風險例子。因此，銀監會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強對銀行行為的審慎性監管。

　　第三，加快發展企業債市場，建立貨幣政策的價格傳導機制。

　　我國貨幣市場、國債、金融債、可轉債、次級債等債券的發行和交易，已基本實現市場化，利率也隨行就市。經過近幾年的努力，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的參與主體逐步多元化，銀行間債券市場與交易所市場，也在逐步融合，我國已基本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收益率曲線。但由于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仍受到嚴格限制，企業債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發行仍需審批，因此本應成為基準利率的收益率曲線，無法影響存貸款利率與企業債發行利率，割裂了市場化利率價格與實體經濟的聯系。

　　基準收益率曲線，既是各市場參與主體根據市場環境、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選擇的結果，同時其又會成為其制定其他資金價格的基準，成為其行為的約束條件之一。是否存在利率衍生工具，人民銀行是否對各個期限存貸款利率過分干預，會影響收益率曲線的有效性，但市場利率與實體經濟的供需聯系不密切，缺乏市場化聯系，是根本原因。

　　受制于銀行系統的市場結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完全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條件尚未成熟。當前，為使中央銀行能通過調控貨幣市場利率影響實體經濟，理順貨幣政策的價格傳導機制，應盡快發展企業債市場，取消企業債發行的嚴格審批，并放開對企業債發行利率的限制，實現市場化。最重要的是，發改委應盡快推出市場化的企業債券條例。

　　當然，為了保證這個價格傳導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避免出現類似我國股票市場股價波動、對企業行為影響有限的現象，還需進一步嚴格償債機制，通過《破產法》等法律，提高債務對經營者的強約束。

　　第四，正確評價非正規金融，積極引導非正規金融有序發展。

　　一方面，我國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股市中上市公司質量不高，銀行體系也累積了大量不良貸款，企業債券市場遲遲無法快速發展，中小企業、農村地區還存在大量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我國金融體系在實現投融資轉化方面，效率不高，結構失配；另一方面，適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形式多樣的非正規金融，已在本輪經濟起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農村資金需求方面，對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明顯。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其為非正規金融，就簡單將其等同于非法金融，一味打擊，沒有必要擔心非正規金融的迅速發展，而將其重新引入正規金融領域。我們既要看到非正規金融不完全吻合現代金融要素，沒有受到金融監管等特點，又要看到這些非“現代金融”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中的強大生命力，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一方面要積極肯定非正規金融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要引導其走向有序發展道路，對非法金融要嚴厲打擊，對適合我國國情、有較強風險控制能力的金融形式，要積極引導，不按照所謂的“現代金融企業”要求，鼓勵其合法合規、風險可控的形式創新，在中小企業融資、農村金融方面，更應積極利用。當前可對此類金融形式采取備案方式，保留在其發生風險時的監管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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