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口問題還是人口紅利

　　侯東民

　　無論城鄉，就業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面對的嚴峻問題，這種人口與經濟關系，總體上是很難用享受“紅利”描述的

　　老齡化的發展與剩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是影響下階段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兩個重要力量

　　“人口紅利說”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關系提出的新學說。由于中國老齡化過程加快，這一學說也引起了國內學者關注，有學者利用中國數據進行了相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25%應歸功于人口“紅利”，但紅利窗口行將關閉，人口政策因此應該調整。

　　回顧“人口紅利說”出臺前后，可以發現，以往一直為社會所關注的中國人口問題，似乎忽然成為“紅利”而支持了中國經濟發展。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人口問題，無論理論與實踐上，均有討論的必要。

　　兩種不同的生育率轉變

　　人口“紅利”是指社會出生率從高向低轉變中，少兒比例降低，勞動人口比例上升，老齡化還未達到較高水平時，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這一階段社會撫養負擔較輕，條件適宜，可為促進經濟增長貢獻人口“紅利”。可見人口“紅利”涉及兩個相互關聯的人口學事實，一是生育率從高到低的轉變，二是按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較低。這兩個事實在人口轉變一定階段必然存在是無須爭議的。但是否可以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撫養系數，統一研究中外這一特定階段的人口與經濟關系？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世界上有著迥然不同的兩種生育率轉變。

　　以西方為代表的人口轉變，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自然結果，出生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又基本充分就業，就可能使經濟得到額外推力。中國人口轉變是在較低經濟水平下，人口膨脹導致人口問題，社會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轉變。生育率下降后，也會凸現勞動力豐富。但此時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數量多，是人口問題慣性的表現，還是人口“紅利”的到來？

　　通常人口問題的影響不是短期的，出生率下降后，以往過多生育的不利影響仍可能“慣性”存在，甚至更明顯地展現。不劃分兩種背景，由人口年齡結構表面的相似性論社會負擔，就可能引起歧義與誤導。對這一問題，我們在《人民大學社會發展白皮書，1994~1995》的“人口”部分討論我國老齡化階段的人口與經濟關系時已經指出，按人口年齡結構計算的撫養系數只是“表觀”的，社會存在不容忽視的剩余勞動力問題時，簡單以此論人口與經濟關系，可能失之偏頗。

　　因為“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與“五個人的活五個人干”，人口與經濟關系肯定不同，前者中的兩人現實上雖然是勞動者，分析中只有看成是被撫養者，才可能區別兩類人口與經濟關系。否則，這種數據的誤用會造成意在研究人口與經濟關系，研究中卻恰恰忽略了迥然不同的人口與經濟關系背景。在上述報告中，我們曾比較1992年中國與西方老齡化程度較高國家的撫養系數。例如，按人口年齡結構計算，1992年老齡化程度較高的挪威總撫養比是56，中國只是49，但將當年一般認為的1.5億剩余勞動力納入非就業人數計算，中國幾乎高出挪威50%。高出幅度之大，足以說明1992年以后，相對長的時間內，中國實際撫養系數及與之聯系的人口與經濟關系，雖與老齡化發展息息相關，但相比之下，社會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努力可能有更大的影響。

　　是人口負擔，

　　而非人口“紅利”

　　1.就業問題一直是重大社會問題。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人口控制，用20年時間達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慣性，本世紀30年代人口才會達到高峰。與這一過程伴隨，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也是長期而艱苦的過程。下面僅從農村剩余勞力角度作一分析。

　　1978~2005年，由于非農建設，我國減少耕地近2億畝，而全國播種、收割已大面積機械化。農藥、化肥廣泛使用，也大大減輕了勞作強度，縮短了勞作時間。但1978年到2005年，在經濟與城市化快速發展中，因人口增長，我國農業人口仍凈增1億多，農業勞力凈增近2億。雖凈增2億勞力中約1.8億已經從事二、三產業，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000萬人。而1978年耕地比今天多約2億畝，農業已存在大量勞動力冗余。

　　假定2005年我國一產勞力充分就業勞均耕地需10畝，而不是現實中約6畝(不充分就業下1978年勞均已7.5畝)，2005年我國一產勞力只需約2億，實際農業勞動力近5億，其中一產勞力為3.06億。因此，盡管經濟有超常表現，1978~2005年期間，農業剩余勞力問題并沒有解決，絕對數量甚至還在增加。

　　事實上，無論城鄉，就業問題一直是社會面對的嚴峻問題，這種人口與經濟關系，總體上是很難用享受“紅利”描述的。

　　2.經濟發展得益于勞動力成本低與人口“紅利”的關系。勞動力多而經濟發展得益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現象，是人口“紅利”概念較廣泛得以認同的重要原因。剩余勞動力問題確實可能某種程度顯示出世界上事物的兩重性，但是：

　　第一，如上所述，總體上這不能改變這一期間經濟在快速發展，而人口問題始終困擾的基本性質。

　　第二，印度生育率居高不下，其近年發展表明，只要勞力成本低，條件適宜，外部投資青睞，一定時期內經濟也能較快發展。其經濟發展得益于勞力成本低的現象，與是否處于人口“紅利”期沒有必然聯系，經濟快速發展與人口問題也是明顯并存的。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現象與人口“紅利”聯系起來，因果關系至今也沒有得到過有效論證。

　　第三，為什么在生產、消費環節，現實中可以覺察到這種人口結構確實有利于拉動消費或增加儲蓄？生產、消費環節的這種感覺是實在的。問題在于，在現實中，剩余勞力問題主要是以潛在方式而不是失業方式存在，生產、消費環節直接面對、認識的現象是“三人的活五人干”中的“5個人”，“感覺”不到剩余勞動力的潛在背景及已經潛在打了折扣的勞動者們的儲蓄與消費，并不奇怪。

　　第四，剩余勞動力問題似乎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可以靠低成本而發展的好事，這一認識并不妥當。社會沒有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導致低成本對資本的吸引，才是真正的好事。如果上世紀50年代中國開始人口控制，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起點本來會更高，在起點更高的位置上發展好，還是降低了起點，再以低成本人口“紅利”達到那個起點，在多出幾億人口的基礎上重新開始更好？

　　綜上所述，從多方面看，筆者認為現實上很難認為中國已經得到了巨大的人口“紅利”。

　　怎樣看待人口

　　“紅利”行將消逝

　　根據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把當前階段稱為人口“紅利”的受益區，人口“紅利”窗口關閉，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人口問題將主要是人口結構問題、老齡化問題，這是我國人口政策需要調整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完全符合中國人口問題的基本性質。

　　中國確實面對老齡化加快發展問題，但中國老齡化與西方最顯著的不同，是老齡化發展與剩余勞動力問題相伴隨。老齡化的發展與剩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是影響下階段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兩個重要力量，在中國經濟一定的發展態勢下，兩者如果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將有利于緩解中國人口與經濟不協調的狀況，也將減低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則可能加劇矛盾。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人口規模問題依然長期有深遠影響。例如，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上。西方勞均耕地規模目前為中國的幾十倍，日本也為中國4倍。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趨勢下，政府補貼已受到國際貿易規則日益強化的約束。因此，我國農業經濟靠自身力量發展，今后必須大力提高人均經營規模。但中國一產勞動力保有1億，勞均增長4倍達1.5公頃，才等于目前日本的規模，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就應在2億以上。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我國轉移了農業勞動力2億多，產品已經充斥世界市場，家電、皮鞋、紡織品等，已經占世界市場很大份額。國際市場已經有強烈反應。不談今后國內生產效率還會提高，僅再轉移2億農民，中國人能生產、供應多少產品，即便是擴大內需能消納多少？即便生產效率不提高，這種新增加的生產能力對國內、國際市場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

　　近來，國內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其他發展中國家低成本優勢逐漸顯現，人口眾多的印度也在崛起，參與搶奪世界市場份額。中國經濟發展走產業升級道路已不可避免。但這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將減少。所以，即便中國經濟保持快速的發展，人口規模問題，特別是就業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完全可能繼續長期困擾中國。

　　人口規模依然嚴重

　　事實上，中國人口問題最基本的矛盾在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上世紀90年代國土資源方面的預測已經指出，2020年左右，中國主要礦產將依靠進口。下一階段，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逐漸尖銳，可能使人口與經濟關系問題更為復雜。在這種情況下，警惕人口規模方面的不利影響，依然是今后中國人口政策必須謹慎地、乃至優先考慮的問題。

　　所以，“人口紅利說”及中國人口政策調整問題，只是偏重人口結構問題，沒有充分重視老齡化與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并存特點，沒有充分重視人口規模問題對中國今后依然有的重要政策意義。相對于人口結構問題，作者認為，人口規模與經濟、資源環境矛盾，仍是中國人口問題最基本的方面。至于人口結構問題，不過是中國人口控制必然的代價，所謂世事兩全難，主要應依照社會經濟政策削減其不利影響。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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