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東亞共同體：不利因素正在衰落

　　王嵎生

　　第二屆東亞峰會近日在菲律賓宿霧召開，國際上關于“東亞共同體”的議論又熱了起來。

　　“東亞共同體”是一個很美好的理想。早在1990年，也就是APEC成立的第二年，馬來西亞時任總理馬哈蒂爾就提出過“東亞核心會議”(EAEC)的設想。由于美國的反對和影響，以及日本的畏縮等原因，這一設想未能成為現實，但卻不斷引起人們的思考，不失為是“東亞共同體”的引領或雛形。

　　東亞共同體的客觀基礎

　　16年來，東亞形勢有了許多新的重要發展和變化。

　　首先，經濟形勢比較好。主要標志：一是“東亞速度”的高增長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具有比較明顯的可持續性。1973年至2003年，全球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3.5%，而東亞是8.5%，超出一倍以上。二是經受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和考驗，而且很快度過。三是雙邊和次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如雨后春筍(10＋3、10＋1等)。2004年，“10＋3”內部之間的貿易已占其總貿易額的60%，對外貿易也發展很快，已占到世界貿易的近三分之一(30%)。四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為東亞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2005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高達1304億美元，中國逆差200億美元；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日貿易總額接近1900億美元。2000年~2004年，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142%。

　　第二，政治上，冷戰思維在亞太地區的市場已日漸削弱�！爸袊鴻C遇論”正在壓倒“中國威脅論”，中國睦鄰友好外交深得人心，國際媒體(包括美國)關于中國的正面報道顯著增加。美日新保守主義者心目中的所謂“亞洲北約”已近似“水中月，鏡中花”�，F在的實際情況是：

　　美國“老盟友”的離心傾向日增，韓國不僅要求擺脫主從關系，還聲稱要在這一地區發揮“平衡者”的作用，反對搞冷戰時期的那種集團政治。

澳大利亞近來也一再宣稱，它并無“遏制中國”的圖謀，強調中國的迅速發展不但不會是威脅，而且“對澳大利亞以及全世界都是好事”。

　　“新盟友”更是難尋。東盟國家同中國的關系正在穩步健康發展，印度是“上海合作組織”的觀察員，同中國在外交上有著廣泛的共同語言，兩國友好關系近年來進一步迅速發展。這些國家固然需要美日的合作，但不可能成為它們的棋子。

　　第三，“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和“上海合作組織”(SCO)榜樣力量的影響日增。這些組織的運作一般都是采取自主自愿、協商一致、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贏原則，相互之間是平等的伙伴關系，結伴而不結盟。這實際上是一種時代先進的“軟實力”，代表著這一地區廣大民眾的心愿，為“東亞共同體”提供了某種借鑒。

　　從以上情況不難看出，“東亞共同體”并不是無意義的空想，而是有一定客觀基礎和現實意義，值得追求。

　　美國的多慮擔憂

　　但我們不能不看到，東亞地區還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

　　首先是美國的某些負面作用。長期以來，美國對東亞有三大擔憂：

　　一是擔心出現日元區或亞洲

貨幣基金，從而形成日元、歐元和美元三角鼎立，沖擊美元霸主地位。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日本代表多方活動，爭取中國支持它牽頭搞“亞洲貨幣基金”。美國大使聞訊后，立即來找我(我當時是中國APEC官員)，強調“亞洲金融危機怎么解決都可以，但千萬不要用日本的辦法”，千萬不要搞什么“亞洲貨幣基金”。

　　二是擔心在APEC內搞成“東亞經濟核心”，進而走向“東亞共同體”。美國高級官員在不同場合都強調，任何這類組織都不能架空或取代APEC；都“不應把美國排除在外”。在美國看來，如果中日真正友好聯合，進而東北亞、東亞聯合，形成某種形式的“東亞共同體”，同歐盟、美國總體上形成三角鼎立，那將嚴重挑戰美國的戰略，甚至動搖它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

　　三是擔心“中國速度”的和平發展和挑戰，排擠它在亞太地區的勢力和主導地位。美國對中國始終不放心，認為中國是“處于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沒有“順著美國走”。其實，它是多慮了。中國不過是在走自己的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國主張，東亞峰會應保持“外向、開放和包容”的性質，而且一向認為，美國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是東亞國家的重要合作伙伴，與東亞國家有密切的關系，它對本地區的合理關切和利益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這些擔憂，在“東亞共同體”問題上，美國力圖為東亞峰會“摻沙子”，支持它所謂“民主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加入；鼓勵或暗中支持日本爭奪領導權。實際上是“一箭雙雕”：既使“東亞共同體”很難真正搞成，又可牽制中國，并使中日更加難以合作和聯手。這是追求“東亞共同體”理想最大和最不利的國際因素。

　　東亞不安定因素趨緩

　　第二是日本爭奪“亞洲盟主”心切，而且其右翼冷戰思維嚴重。從地區背景看，這是追求“東亞共同體”理想存在的地區不利因素。

　　第三，從政治和安全角度看，朝核問題和中國臺灣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也會產生嚴重干擾。好在“

六方會談”已達成一定共識，實際上開始樹立了一個不同于伊拉克危機的處理模式，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探討和尋求問題的和平解決�！傲�方會談”仍有可能繼續下去。臺灣地區問題，由于我們采取了正確政策，臺灣島內形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中美在穩定臺海局勢方面共同語言逐步增多，“臺獨”勢力日漸衰落，這張牌的“可用性”近年來已相應減少。

　　總之，比較起來，有利因素顯然是主要的，而且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不利因素由于是逆潮流而動，畢竟是處于衰落狀態。因此，可以比較樂觀地認為，如果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接近，和諧與包容氣氛不斷增加，“東亞共同體”是有希望的，但路途曲折、艱辛，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需要不斷探索和不懈的追求。

　　(作者為中國前APEC高官和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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