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中國要慢慢走別著急

　　——專訪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

　　本報記者 章敬平 劉堅 劉彤 耶路撒冷報道

　　一尊青銅的凱恩斯頭像，一整面貼滿了因嚴重通脹而作廢的各國紙幣的墻，這是62歲的斯坦利·費希爾——以色列中央銀行行長辦公室所有引人注目的陳設。

　　他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著有《宏觀經濟學》一書；他與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費爾普斯等人一起奠定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礎。

　　他也是國際金融市場少數真正堪稱領袖的人，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美國花旗集團副董事長。

　　因為我們來自中國，在一個多小時的對話中，幾乎所有問題全部圍繞著中國，這讓他沒有時間講述他原本希望講述的以色列經濟，他甚至沒有時間講述中央銀行行長的職責。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們對于中央銀行職責的理解。他說，那面貼滿了“廢紙”的墻，說明了他應該做什么。

　　他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出生于非洲的肯尼亞，能講流利的希伯來語，曾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幫助以色列成功控制了上世紀80年代3位數的通貨膨脹。2005年4月，受以色列首相邀請加入以色列國籍。當年5月1日，在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三小時后，費希爾旋即就任以色列央行行長。

　　2006年11月27日下午，斯坦利·費希爾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中央銀行大樓的頂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采訪最后，他稱我們為“經濟系的學生”。

　　不可思議的增長能否持續

　　經濟觀察報：日本經濟泡沫在1980年代開始破滅，迄今元氣未復，目前國際社會有不少人擔心，中國可能會是下一個泡沫，您怎么看？

　　費希爾：日本90年代的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與

　　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很難說中國會怎樣或者不會怎樣。我認為，中國經濟不存在大的威脅，不會發生日本90年代那樣的衰退。但是10%的增長速度，也不可能永久持續。農村開發將給經濟帶來較低的增長速度。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應該慢慢走，別著急。

　　經濟觀察報：您與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費爾普斯等人的工作，為197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新局面，進而對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您最近20年訪問中國的印象來看，您認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有沒有受到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影響？中國經濟改革和您的研究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方面不一致？您如何看待那些不一致？

　　費希爾：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8年，此后還去過幾次。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中國不可思議的經濟增長速度。我記得第一次從機場坐車進北京市的時候，沿途的建筑并不現代，馬路崎嶇不平還有破損的卡車，那時候的北京還相當不發達。現在有很多高速路，從北京開車到上海也成為一種可能，與以前大不一樣。我想中國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我還想起來一件事，1988年我在世界銀行的時候曾經訪問過中國，當時政府官員的衣著與70年代或60年代差不多，現在的中國政府官員都穿西裝，看上去很有修養，很干練，與之前大相徑庭。

　　如果說到經濟學，我想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周期有很大關系。我的觀點可能和中國有些觀點不太一樣，我認為自主性和創造性對企業而言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充分發揮其自主性，意識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經濟效果就很不一樣。20多年前，人們經常問“為什么聰明的猶太商人在以色列就不工作呢？”后來以色列政府開放了，人們才充分發揮自主性。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答案也應該是一樣的。

　　經濟觀察報：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很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資。我們也非常希望通過刺激內需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政府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試圖通過刺激農村消費解決問題。但事實上，整個國家的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不夠充分。您怎么看待中國的這個問題？

　　費希爾：再過20年，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是否還會持續，這很難說。所以，中國的出口政策應當作出相應調整，利潤也會相對減小。這些都會影響中國的外匯政策。我認為，中國的投資規模很大，但是目前中國國內的需求增長卻趕不上其步伐。我知道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應對這些問題，可是，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成熟的消費保障體制，如社會保險、養老保險等，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錢。中國的活期存款規模是驚人的，如果消費保障體制能夠建立起來，刺激國民消費就會容易一些。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看待中國的貿易順差、人民幣升值問題及外匯儲備持續增長的問題？

　　費希爾：這三點其實涉及到相同的問題。中國政府實施的發展策略就是增加出口收入，維持外匯穩定，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當然就會很高。外界呼吁人民幣升值，這會影響到中國內部的策略及經濟增長。人民幣應該充分升值，但是不應該一氣呵成，否則會對經濟造成影響。如果升值太快的話就會像當年日本一樣，導致國內利率不穩。日元80年代的升值引發了經濟衰退，因而不得不下調利率，最終出現零利率的現象。

　　經濟觀察報：人民幣升值的話就會影響“中國制造”的競爭力，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費希爾：如果這樣，那么出路就是把出口增長變為國內消費增長。現在的問題是，活期存款的規模有多大？不可能固定住人民幣的匯率，然后讓活期存款增加，因此要讓人民幣升值。

　　金融改革還有很多險阻

　　經濟觀察報：您是金融開放的倡導者，也是東亞金融危機解決方案的決策者。有人反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將之理解為金融自由化的產物。遙想過去，將近10年后的今天，您會做出跟當時同樣的決策嗎？

　　費希爾：從整體的情況來看，我想不會有什么改變。但是具體來看，如財政政策、泰國及韓國，則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整體情況，包括金融體系的快速改革，我想會的，我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經濟觀察報：您曾經在花旗銀行做過3年的副董事長，您在花旗任職的時候曾經負責過花旗的風險管理，風險管理也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您認為中國在金融體制改革中怎么才能控制住風險？中國應該如何穩妥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

　　費希爾：我認為有兩種途徑：一是必須要有一個強健的宏觀調控體制；二是要有充分的國內儲蓄、外匯儲備及合理的預算體制。中國在宏觀調控方面沒有問題。金融危機主要來源于宏觀調控系統及脆弱的金融系統。在中國，你們有高額的經常賬戶余額及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但是這并不能降低風險。與泰國不同，泰國的風險在于外匯儲備非常不足，墨西哥也是。

　　幾年前你們的金融體系很脆弱，銀行有大量的不良貸款。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對幾大銀行注資重組，并加強了銀行管理的規章條例。這些措施都有助于穩定金融系統。現在的中國有良好的宏觀調控，并正著手加強金融系統的管理，在下一步開放外匯管理體制時，必須要謹慎。中國不像其他經濟體，你們沒有大量的短期資本流動。我認為如果中國想在20年或25年內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資本自由流動、靈活的外匯機制，就像倫敦、紐約那樣。

　　前方還有很多困難，我想你們的政府也了解這一點，我相信銀行監管當局及中國人民銀行也正在努力。

　　經濟觀察報：您剛才提到金融改革的兩個方面，包括不太強大的銀行體系，中國的辦法是通過注資改制和讓商業銀行海外上市來壯大銀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中國的銀行還應該做些什么？

　　費希爾：你們的銀行太薄弱了。由于你們的儲蓄率很高，相對于經濟規模，你們的銀行在經濟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中國的銀行業強大了，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距成功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然后逐漸加強其他金融機構的監管，如投資銀行及農村信用合作社等，然后將金融服務擴大至農村地區，整個金融體系都會得到加強。

　　經濟觀察報：根據中國的承諾，今年12月11號，外資銀行將可以在中國開辦人民幣業務，中國的銀行很快將面臨來自國外同業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認為中國的銀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應對外資銀行的競爭？

　　費希爾：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開辦人民幣業務的情況還不是很好，像花旗銀行等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特別小。外資銀行帶來的競爭對中國國內銀行是件好事，外資銀行將向中國引進成熟的金融產品及服務。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以后，競爭確實變得更加激烈了，因為外資銀行的規模、資金流動及辦事效率可能會比中國的銀行更高。

　　“外來和尚”的“經文”

　　經濟觀察報：聽說很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向您討教過他們國家經濟存在的問題，請問，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的領導人有沒有向您請教過中國發展的問題？您出了些什么主意？

　　費希爾：我曾與各國的領導人有過很多接觸。我還在花旗集團的時候，曾經訪問過中國，也曾討論過中國金融體制如何建立的問題。我的建議是通過貨幣政策、儲備率、靈活的外匯機制來解決。中國的官員在傾聽國外建議方面堪稱專家，但是實際行動未必完全采納聽到的建議。當然，這么做完全正確。

　　經濟觀察報：您曾經是美國公民，現在卻是以色列央行行長。如果有一天中國人民希望您來當中國的央行行長，您愿意嗎？

　　費希爾：哈哈，掌握希伯來語已經很難，我可不想學習更難的中文。雖然這是個假想，但我知道這是很高的榮譽。回到您剛才的假設，周小川先生比我年輕很多，就算我退休了，他還能做很多年，因此，你們并不需要我。

　　我希望你們報道的時候，能夠提及以色列的經濟發展。雖然以色列的經濟發展不能和中國10%的增長速度媲美，但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是健康的、穩定的，尤其在高科技領域，以色列非常引人注目。

　　經濟觀察報：最后一個問題，您和他人合著的《宏觀經濟學》在中國擁有很多的讀者，是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的必讀書，您能給您的中國讀者，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學博士生一些什么建議？

　　費希爾：至于建議，第一，我想讀任何一本書都必須多做練習，否則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書的內容。第二，要多思考，要考慮如何將理論與你們國家的現實結合起來。我看你們都像是經濟系的學生。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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