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煜輝：中國經濟2006--內外失衡加劇

　　劉煜輝，湖南長沙人，經濟學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金融研究所結構金融室副主任，研究員，國內多所大學特聘教授。近年來在《經濟研究》、《比較》、《世界經濟》、《管理世界》、《中國社會科學》等國家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在國內外高級別學術會議報告論文多篇。

　　1月8日-1月16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劉煜輝。----編者按

中國經濟2006：經濟總量快速增長 內外失衡加劇  1月8日 星期一

　　劉煜輝/文

　　四個出人意料

　　應該講，2006年中國經濟運行出人意料之多前所未有。

　　一是投資、信貸的加速。2005年年末正當眾多主流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即將面臨拐點，有偏冷的跡象時(當時M2增速一路走高，M1卻日趨低迷，造成喇叭口不斷擴大，一度高達8.6%)，中國經濟卻呈現加速增長態勢，2006年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達31.3%，全年2.5萬億的新增信貸規模一季度就完成了近一半，到10月份就完成全部新增計劃。更加令人關注的是，在生產資料價格出現較大幅度回落的情況下，2006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前兩年高速增加后的較大基數上(2004年和2005年投資增速分別為28.9%、27.8%)又呈現較大幅度的提速。

　　自2006年1月份以來，M1和M2增速喇叭口從最高的8.6%一路縮小，直至11月末消失。其中M1增速持續加快，反映經濟景氣看好，而M2增速雖有所下降，但依然屬于高速增長，10月末，同比增長17.1%，遠遠超過了年初確定16%的目標，也創下了增速連續第17個月超過目標值的尷尬紀錄。考慮到同期儲蓄存款的減速(同比增長15.5%)，意味著，企業和政府的定期存款在加速增長。結合中長期貸款增速依然較快(10月份新增中長期貸款838億元，同比多增319億元)，盡管經過數月的逐步加大力度的宏觀調控，固定資產投資依然非常活躍。

　　二是全國各地房地產價格全面上揚，盡管國家調控房地產的舉措密集出臺(國六條、國十五條、土地監察等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迄今未見房價有明顯走平的跡象。

　　三是貿易順差持續擴大，2006年全年很有可能超過1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而外匯儲備也突破了萬億美元的大關，國際收支失衡加劇。

　　四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加速。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使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能源)大幅下跌，美國日益惡化的“雙赤”短期內有望得以改善，經濟軟著陸可能性大增，使得美元獲得支撐，應該說，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匯率自2005年下半年以來相對平穩，并一度相對強勢，而人民幣匯率自7月底破8以來，僅僅4個月時間，人民幣中間價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頻頻觸及新低，直叩7.8元大關，如果說以往人民幣升值被動性成分較多(由于美元貶值)，但諸多跡象表明，這一輪人民幣升值似乎表現出很強的主動性。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加劇

　　應該說，中國經濟運行的種種出人意料透視著日益嚴重的經濟失衡的格局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的階段。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出現了惡化的趨勢。按去年統計局調整后的GDP計算，中國的消費率是非常低的，僅為 55%，而同樣為外向型經濟體的日本和韓國，歷史上消費率最低的時候，也在60%～70%。從表象上看，中國消費率過低，主要是因為投資增長太快(事實上這些年中國的消費需求也在平穩增長，有年均12%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率)，中國的消費增長遠遠落后于投資的擴張。日本的投資消費比在最高的時候是上世紀70年代，高達70%，韓國最高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達到過60%，而中國2005年竟高達是77%，并有進一步上升趨勢。

　　但更深層次因素的是政府對于經濟的主導性越來越來強。歷史地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動、主要依靠政策規范和法令來展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由政府在主導資源配置�？陀^地說，選擇這樣的改革和發展路徑，是由特殊的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要想迅速地擺脫傳統體制的羈絆和在經濟上實行“趕超”，沒有外部力量的強制推動是難以想象的。但是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強政府”也容易形成權力的資本化，以及經濟發展對過強的政府管制的依賴，從而制約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由于政府行為滲透至經濟運行的各個層面，易導致經濟主體行為的變異�！凹t帽子”企業以及官商勾結出現的問題就是典型癥狀。在過去20余年的改革中，政府盡管從一開始就強調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減政放權”、“松綁讓利”、“轉變政府職能”，但在很長時期內，政府支配資源的能力并沒有顯著減弱，近些年似乎還有越來越強的趨勢。特別是1994年實行了分稅制改革之后，政府財政收入的份額就一改持續了近15年的下降趨勢，自1995年起開始不斷攀升，政府部門和國有經濟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國有企業未分配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跡象。2004年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2.64萬億，預算外財政收入4700個億，加上國有部門企業當年未分配利潤近6000億和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6400億，政府可支配的財力高達4.25萬億，接近占到當年GDP的27%。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我們現在常講的中國的“高儲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政府部門儲蓄在大幅增長，在高達44%的儲蓄率當中，政府部門的占比高達21%，也就是，有9個百分點的儲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門的高儲蓄導致政府及政府主導投資趨勢近些年明顯上升，所以講，我們一直在熱烈爭論的中國的投資率的高低問題僅僅是一個表象，表象背后才是問題的癥結：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中國投資過熱問題的癥結遠非高低之憂，實則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之虞。

　　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過高的投資率使得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產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由于金融生態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民營資本融資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著大企業、大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故此，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

　　投資消費失衡的另一面必然是國際收支失衡(中國同時存在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因為從宏觀經濟學的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出現貿易順差，過剩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需求平衡。因此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貿易順差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宏觀上，當國內儲蓄因為政府和企業儲蓄增長而不斷增大的時候，貿易順差的出現就應該被理解為輸出國內儲蓄的現象。外貿順差大幅度提高，從1999年到2004年基本都維持在GDP 的2%左右，而2005年大幅度躍升到5%，隨著中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使得中國投資消費失衡的經濟結構日益暴露在強大的外部的沖擊的風險之中。當下美國人以轉嫁經濟調整成本為目的的不負責任的美元政策、美國經濟放緩所導致全球增長動力不足、以及以美國國會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活動，都會使得中國經濟長期運行在投資過熱、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的巨大陰影之中。

　　宏觀調控面臨挑戰

　　可以講，當下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相互交織、相互轉化，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中央政府一系列連續緊縮政策(連續加息)往往很難以持續，通過行政措施(信貸控制)或許短期內能將過快的投資增長控制下來，但顯然消費需求在短期內是無法形成內需替代，而中國進口基本取決于國內的投資需求，因為進口的90%是投資品，包括技術，原料和能源等，基本日用品進口比例已經下降到很低。所以投資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導致進口需求減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強勁的情形下，順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們的研究表明，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投資增速與進口增速表現出極強的相關性，而與出口增速的關系不甚顯著)，此時投資消費的內部失衡就轉化為國際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人民幣升值壓力。事實上，2004年宏觀調控以來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資過熱為核心的宏觀調控一個直接的效果是，貿易順差從2004年的300多億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億。這種效應在2006年的宏觀調控后愈發顯著，7月后隨著固定資產投資的逐步減速，貿易順差開始逐月擴大，當然其中不乏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化而導致的貿易部門企業行為的改變。

　　隨后必然是自我實現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使得熱錢更快涌入，整個金融體系流動性泛濫，貨幣市場利率低企，房地產、股票等資產泡沫開始急劇膨脹。中國的風險在于金融壓抑使得金融市場發展極其滯后，資金基本靠銀行體系，而當下中國銀行體系的信貸又主要是抵押貸款，資產快速升值意味著實體經濟信貸條件事實上的放松，實體經濟的利率事實上的下降，累積至一定程度，即便是行政手段的信貸指導也未必能控制得住，經濟中投資過熱局面就可能卷土重來，如此循環使得中國的所謂經濟周期的因素已經越來越難覓蹤跡，每一次調控的效果保持的時間只會越來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我們看到，2004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僅僅一年，2006年投資信貸加速又再度重來。

　　貨幣政策目標應該鎖定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坦率地講，中國想要短期內將居高的投資率降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繞來繞去，越來越多的目光自然投向了人民幣匯率，許多海派經濟學家們冀望讓人民幣適度升值來擺脫當下的調控困局，主張人民幣實現浮動匯率，主張中國開放資本賬戶。央行似乎一次又一次在鼓噪聲中顫動，我們多次看到一些官方經濟學家如是的表述，“由于美元貶值和抑制國內投資過熱，人民幣明年應該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且很可能升值的幅度很大”。這與美國政府的期望倒可能是不謀而合。

　　就人民幣升值途徑而言，無非兩種選擇。一是人民幣一步到位，大幅升值后干脆讓它浮動；一是選擇人民幣一路碎步小跑，即所謂“穩步升值”。如此，匯率走勢便只有兩種可能的結果：對于選項一可能的是人民幣匯率趨勢逆轉，掉頭向下，出現大幅貶值預期或直接開始貶值，那將是中國經濟的硬著陸，隨后是漫長而痛苦的通縮，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在單方面承擔世界經濟調整的成本。而對于選項二則可能是人民幣持續地維持升值預期或直接繼續升值，這將是如同冷水慢火煮青蛙般的煎熬。一旦人民幣長期單邊升值的預期形成并實現，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企業都急著趕在人民幣下一波升值前加速進口；中國在國外的企業、公民和僑民都急于把一些說得清楚和說不清楚的資金匯回國內；一些短期投機資金夾雜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投入地方政府的懷抱；而貿易融資的順差在提前收款、延后付款中迭創新高(根據《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的數據，中國2005年貿易信貸2005年增長254億美元，增幅高達39%)。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激升，并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流動性泛濫，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陷入日本式的“流動性陷阱”。

　　很顯然，對于一個需要同時兼顧匯率和利率的貨幣當局來說，貨幣政策從根本上講談不上多少獨立性，卻要獨立肩負起宏觀調控的重任，的確是不公平的。每每面對經濟內外失衡的困局，央行注定只能在收緊流動性(加息、提升準備金率)與人民幣升值兩種都很不理想的狀態下艱難抉擇。而中國的稟賦條件決定了對通脹過分謹慎很可能是不合時宜的。

　　在一個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經濟體中，工資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發的通脹似乎很難發生。生產利潤分配給高工資和勞動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業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中國的就業競爭壓力比國際市場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激烈。在世界經濟當中，中國人為了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快的得到工作機會，他們必須廉價地出售他們的勞動力。換句話說，中國人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收益中的大部分以很低的價格轉讓給了西方國家的消費者，以至于西方國家的消費者能夠買更多的中國產品，也就是消費更多的中國勞動力，使得中國盡可能多地將大量的富裕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由農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高效率的非國有部門的大規模遷移。如此，只要保持著勞動力市場的這個充分自由的特征沒有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就不可能有顯著的和過快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速增長并持續超過工資水平的增長率的狀態中長期內難以改變。而另一方面，像中國這樣的典型轉型經濟體，由于政府對很多要素資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業準入制度所形成的壟斷，導致整個經濟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而市場化改革就是一個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向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過程，特別是隨著過去被人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的修正，必然會伴隨著全社會商品價格上漲的過程，這是一個經濟結構實現良性調整所必須的。

　　對于中國來說，擺脫經濟內外失衡困局的惟一正確的長期戰略當然是加快經濟的轉型，由外需主導轉向內需主導，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轉向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程。故此，當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鎖定為盡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經濟轉型贏取更多的時間。匯率穩定是經濟轉型的必要條件，基本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匯率穩定(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使用不同貨幣，可看作是永久的固定匯率，正如當今的歐盟)，一國產業之調整、演化、貿易格局、貿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場力量決定(消費者的需求轉變和生產者的技術進步)。而一旦匯率變動不居，忽上忽下，價格信號只可能更加扭曲，產業結構、經濟失衡會進一步加深(事實上在中國，真正生產效率高的部門對匯率敏感，如貿易部門，而低效率的壟斷部門對匯率毫不敏感，如此，匯率調整又如何能引導資源配置優化、經濟模式轉型呢？)。

　　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改善投資消費失衡

　　在當前貨幣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勢下，更為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講，不把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的儲蓄率降下來, 中國經濟中的投資率居高不下和對外經濟中的高順差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得以解決。故此，當下改善經濟內部失衡的關鍵在于，要想辦法讓政府和企業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政府應考慮通過加大國有企業對財產所有者利潤分紅的方式來減少企業儲蓄，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同時，在中央、地方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要積極作為，地方政府財權事權結構錯配(地方政府該有的財政收入沒有拿到，不該有的財政收入可能自己悄悄發展出來了；該化的錢沒有化，而不該由地方政府化的錢卻大筆化出去了)，已經成為政府職能轉換、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嚴重障礙，對于地方政府，簡單行政指令來彈壓和約束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必須給出路，著力點就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乃至中央、地方政府的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重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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