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軟權力的文化

　　文/袁劍

　　如果你翻書,文化的解釋之多可能讓你不甚其煩。人人口中皆曰“文化”,但人人心中對文化的理解則可能各持一端,想說的并不是一件事情,甚至相差十萬八千里。在我看來,最恰切的文化定義或許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環境的陶養之下所形成的特定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特定行為方式。如此定義,于是才會有所謂諸如楚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之分殊、區隔。也只有在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區別之下,文化才可以被辨認、被識別,進而具有被追索、被研究的意義。進而言之,文化可以被描述為,特定人群在特定環境之下所呈現出的一種集體的理性計算結果。這種理性計算的結果“化”為個人之思維、之行為則表現出一種下意識的行為過程。也就是說,在這種文化之中的個人,無需所謂理性計算,就能自動有所遵從。的確,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行動,如果真像所謂經濟學家所言,人的行為是個人理性計算的結果,那么,不僅成本奇高,而且根本就不可能采取行動。在這個時候,人們必須簡化這種理性計算而自動有所遵從。所謂文化,實際上就是這種理性計算的簡化和凝煉。比如,如果一個文化體現出某種誠信的特征,那就是說,浸潤于這種文化中的人們無需計算就相信:誠信是最理性的,是可以導致個人收益最大化的。這種“信任”,無論在任何特定的情境都能強有力地控制人們的思考與行為。在這個意義上,“信任”即文化。由這個文化的核心定義向外推展,文化則外化為特定的風俗、禮儀、習慣、崇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而生,文化遂呈現出斑駁陸離之色,千奇百怪之別。大眾口中所謂文化,大致是這一層面的文化。

　　由于自然環境迥異,以前的文化差異大多由地域而生。湖南人因地貧而好動,蘇南人因富足而安土,大致都出于自然稟賦的差異。工業時代開啟之后,地域本身的自然稟賦因素退居其次,而制度、科技成為型塑文化的首要因素。制度的主體是民族國家,所以在現代,民族國家更多成為承載文化的主體。所謂中國文化實際上更多是指中國現行制度下所塑造出來的文化,而不是中國這個所謂獨特地域所塑造出來的文化。中國文化如此,美國文化亦然。不幸的是,我們大多數文化政策的指導者在全球化蔚為潮流的今天,似乎還真的相信由某種因地域而生的文化。這不僅是一個錯覺,還可能是一個陷阱。

　　有鑒于美國文化出口產業、媒體產業無可匹敵的影響力,近年來中國進行了文化體制改革。體認到文化發展不僅是強大的經濟力量,也是整體社會福利的重要標準,當然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但如果將文化發展僅僅理解為多辦幾個演出公司,理解為文化公司的包裝上市,而不是重新構建中國人的心靈秩序,恐怕會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僅僅將文化發展看作官方禁臠,甚至變成又一種洗錢戲碼,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鬧劇結果大概就是注定了的了。

　　約瑟夫·奈的軟權力一經提出,風靡全球。在我看來,所謂軟權力,指的就是文化影響力。區別于傳統船堅炮利的強制性硬權力,軟權力強調的是特定國家的文化吸引力,強調的是魅力。約瑟夫·奈之所以敢在一片“美國衰落”的合唱聲中大膽反對,正是因為他相信,美國仍然具有建構在美國制度之上的無可匹敵的文化影響力。冷戰之后的事實證明,約瑟夫·奈是對的。所以,中國想要重振其文化影響力,恐怕要從真正的制度創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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